作者：张曦娜（新加坡）
那天早上，《南洋早报》社会新闻刊登了一则豆腐干一般大小的新闻：“培华中学前副校长任牧之，昨日自莱佛士城第73层跳下，当场死亡。任牧之今年五十八岁，两年前因为健康关系提早退休，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总会前主席已故任雨苍之子。任牧之的妻子叶如秀逝世多年，生前为华侨女中教师，夫妇俩育有一女任思诗。任牧之自杀的原因不详，警方正展开调查。”报纸上任牧之的照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中的任牧之神情凝肃，脸上挂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一张嘴张着，好像正要说话。
当天早上，精神科医生林研菲在坐落于都市闹区的高级公寓吃早餐，无意间瞥见报纸上任牧之的照片，倏地一阵心凉，立刻丢下手中咬了一半的吐司面包，双手捏着报纸，以最快的速度将新闻扫了一遍。读完新闻后，林研菲一直愣在那里，无法自错愕惊骇中挣脱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放下报纸后，她颓然走向阳台，望着20层楼下那个由摩天大楼、霓虹光管与通衢大道交织成的繁华都市，突然觉得心中一片空茫。
昨天傍晚，任牧之那双充满焦虑的眼睛还出现在研菲的诊所。那时，她刚接到家里菲宾女佣打来的电话，说女儿放学回家后连续吐了几次，要她回去看看。她匆匆收拾了桌上的档案，正打算赶回家去，负责登记的护士陈小姐推门进来道：“任牧之在外面，他说一定要见你。”林研菲犹豫了一下，心里觉得为难，迟疑了几秒钟，最后还是说道：“请他进来吧。”
不知为什么，那时从门外走进来的任牧之看起来很慌张，又恍惚得好像刚睡醒。他手上拿着皱皱得塑胶提袋，额前飘下几根灰白的头发，双眼没有神采。研菲心里暗觉不妙，这两年来，任牧之定期打针吃药，精神状况已渐趋稳定，今天这副样子，好像又打回原形。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在疑惑中感到一丝不安。
“任老师，你没事吧？”望着任牧之衰老疲惫的脸，她轻声问道。但任牧之答非所问：“研菲，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总会为我父亲出版的，你看看……”任牧之说着从塑胶袋里掏出一本厚达两寸的书，投来黯淡的眼神示意研菲翻看。
研菲伸手接过书，前后翻了翻，扉页上几行刚劲的毛笔字跳进眼里：“谨此书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斗士任雨苍先生。任雨苍1930年从中国南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因为心里挂着女儿，研菲将书快速的翻过一遍之后，再也没有心情看下去。“编得不错呵……”她望着手中装帧精美得《任雨苍风雨三十年》，顺口就说，心里很想立刻就赶回家探视女儿。但任牧之没有离去的意思，他喁喁着说：“研菲，这几晚我总是梦见我父亲，我总是梦见他愤怒的望着我，嘴角蠕动着，好像在骂我……”
“哦，”研菲迟疑了一下，接口就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没什么的。”一边说，一边拿起皮包站起来之后才又加了句：“你不要想那么多，有空到外面走走。”任牧之直着双眼，默不出声，神情和进来时一样灰茫，他惘惘的随着研菲走出诊所，独自一人迈着迟缓的脚步，越过五条线道马路，渐渐消失在乌节路下班的人潮。
那天早上，研菲开车直驱诊所的时候，心里涨满了刺心的懊悔。为什么昨天不让任老师逗留久一点？为什么不让他说多一点？为什么不替他打一支镇定剂？她一再用同样的问号折磨自己。来到诊所时，陈小姐告诉她，任牧之的女儿任思诗和一位叫张宁的女子分别打了好几通电话来，“她们都找你找得好急。”陈小姐说：“任小姐说请你回来后打电话给她。”研菲接通任思诗的电话时，听到任思诗在听筒那边哽咽着说：“林医生，你大概也知道了，我父亲他……”
“我看到报纸了，”研菲一阵心酸，低哑着声音说：“真是想不到，昨天傍晚他还来找我……”说着说着她也说不下去了，停了好一会才继续说：“你也不要太难过，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请告诉我。”
任思诗停了一下说：“有一位吉隆坡来的女记者打了几次电话来，说是想知道我父亲的情况，你看怎么样”我心里乱得很，没有心情见她。”
“哦？我听陈小姐说，这里也有一个吉隆坡来的记者找我，大概是同一个人，也许让我先和她谈谈？”因为任牧之的关系，研菲和任思诗虽然也见过几次面，彼此相当熟络，但私底下两人并无交往。只知道任思诗独自经营了一间小型制衣厂，每天忙进忙出的，很多事都要亲力亲为。曾经有几次，她陪着任牧之到诊所来，也总是形色匆忙，从来没法坐下来和研菲好好谈一谈。
任牧之成为研菲的病人已是两年前的事了。那天，当任牧之在任思诗陪伴下，乍然出现在诊所时，研菲不禁因惊疑而沉默了几秒钟。她根本不敢相信，眼前那焕散落魄，双颊深陷，一脸恍惚的老人就是自己记忆里的中学导师任牧之。望着过早老去的任老师，研菲犹豫着，没敢立刻称呼他，过了几秒钟，才低着声音朝任牧之说道：“任老师，您好，还记得我吗？我是林研菲，1964年毕业的。”
“呵，林研菲，研菲……”任牧之沉吟了半天，没有话说。好一会才点点头自言自语般说道：“林研菲，我记得的，经常坐在前排……”过后，任牧之就那么愣愣的坐在研菲面前，嘴角紧闭，沉默不语。一旁的任思诗投来忧郁的眼神，低声说道：“我父亲这几个月来，精神一直很沮丧，他晚上睡不好，几乎每晚都失眠，有时候显得很焦虑，无端端心跳，有事没事拿起笔来乱涂乱写，经常自言自语，有时好一点，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呆，情况糟的时候，对着墙壁破口大骂……”
“哦。“研菲说，望了一眼萧索萎顿的任牧之，心里感到一股无名的悲哀。这几年来，她接触过很多患上焦虑症的中年华文教师，对于他们之间大同小异的病情简直耳熟能详，痛苦的是，她怎样也无法把任老师和这些病人联想在一起。
那天，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任牧之对林研菲说的第一句话是在出其不意间，没有没脑的丢了过来：“这个城市是越来越热了。”说后，抓了抓衣领又继续说：“日子越来越难过呵。”
“老师，你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说出来让我听听好吗？看看我可帮得上忙？”研菲望着任牧之空茫却又凝重的双眼，轻声说道。
“你帮不上忙的。”任牧之闷闷的说：“没有人帮得上忙。”
“你说说看。”研菲继续努力。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任牧之低沉得近似沙哑得声音，听起来竟有几分怆然。
“老师，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一点，不要总是闷在心里。”研菲以眼神鼓励他说下去。但任牧之直着双眼，不明所以的一再念道：“这个城市真是越来越热了。”那天任牧之的情绪很不稳定，由始至终，研菲都问不出个所以然，谈话进行了30分钟，研菲不禁也默然了。最后，她无奈的拿起针筒，为任牧之打了一支镇定剂，再配药让他带回家去。
那天送走任牧之之后，林研菲独自一人坐在皮制旋转椅上，对着深褐色的房门，心头充塞了说不出的酸涩和悲戚。为什么任老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她在痛苦困惑中寻找答案。
好多年前，当研菲念初中二的时候，刚从南洋大学毕业出来的任牧之，也不过二十出头，任牧之来自吉隆坡，五十年代到新加坡升学，从高中念到南洋大学，过后就一直留在新加坡。那3年，从初中二到中四，任牧之都是他们那一斑的导师和华文老师。青年的任牧之，活跃而开朗，沉毅中带着几分落拓不羁，是许多学生倾慕的对象。
研菲记忆中的任老师并不喜欢抱着课本死教课文，当他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时候，有时引来全班喧哗的笑声，有时却使同学们在凝神静听中默然沉思。
那些年，任老师总喜欢向他们提起，50年代初期，当他们还在念书的时候，如何投入大时代的洪流，参与当时热火朝天的反殖民统治者运动。“那年我从吉隆坡到槟城念书，我念书的学校是一间著名而优秀的华文中学，当时，殖民统治者不怀好意，他们要将这间华文中学变相改制为英文中学，我们一群同学不顾一切发动罢课，好多同学因而被开除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虽然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也是个充满理想与希望、激情与勇气的时代……”任老师常对他们这样说。
研菲印象最深刻的是，任老师不止一次对着班上30几位同学意味深长的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令我毕生难忘的回忆，一次是1956年全新加坡人民共同参与的独立示威运动。当时，好几万人聚集在加冷机场，人人情绪高昂，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工人、农人、学生都来了……虽然天下着雨，雨水毫不留情的洒下来，但是没有人离去，人人挥着棋子，向殖民统治者高喊着独立的口号……那真是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场面，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们对独立民主的渴望……”
少女时代的林研菲，矮小、瘦弱而羞涩。每年排座位时，总是排到课室的第一行。上华文课时，她稍稍抬起头，就会看到任老师架着黑框眼镜的国字脸。那时，她总是凝神听着任老师说的每一句话，趁着他不留意的时候，快速的抬起头，望一眼他因专注讲话而显得肃穆的脸，很快的又急急低下头，满怀愁绪的听着任老师喁喁的说着：“另一个令我无法忘怀的场面是，1958年，南洋大学举行的落成典礼。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碰过这么令我感动的场面。那天总有10万人出席这项盛典，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从南洋大学的校门口，一路阻塞到武吉知马路。交通足足阻塞了10多英里，人们不远千里而来，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和婆罗洲的人群，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一间在殖民统治者阻挠下，南洋华人同心同力办起来的民间大学。那天的落成典礼是南洋教育史上，甚至世界教育史上最盛况空前的落成典礼，它带给我们的冲击是一生一世的，那一天，我真正体会到，我们南洋华人传承民族文化、兴学办教育的苦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任老师的影子一点点盘踞在她的脑子里，渐渐挥之不去。那些日子，她总是在期盼中等待任老师的课，将其他老师的课上得心神不属。华文课的钟声一响，她悄悄伸长脖子，望着任老师远远走过曲折的长廊，一步步朝课室走来。在中学的三年里，她就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安静而隐秘的完成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初恋。一幌已是20多年前的旧事了。她在为人妻之后，少女时代忧伤而寂寞的情愫，早已不去想，也不负牵挂了。惆怅的是，那么多年之后再见一度苦苦思恋的任老师，竟是在如此不堪的情况下，她不禁因心酸而无言了。
研菲在离开培华中学升上高中之后，就听说任老师结婚了。“任老师的新娘子是华侨女中的教师。”“任老师做爸爸了。”“任老师搬家了。”那一、两年，每当和同学们聚会时，总会断断续续听到任老师的消息，而她总是在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传递消息时沉默不语，内心深处却悄悄的泛起几许淡淡的惆怅。
当天近黄昏的时候，那个叫张宁的女子亲自找上诊所来，很有礼貌的朝研菲点头微笑：“你好。我是张宁，马来西亚华侨日报的记者。”当留着一头直发的张宁出现在研菲面前时，研菲不自觉的将自己武装起来，接口就问道：“找我有事吗？”
“是的，”看起来大约近三十岁的张宁点着头说道：“对不起，打扰你了，我听说任牧之先生是你的病人，很想和你谈谈，向你了解一下他的情形……”
“哦？”研菲说，“你想知道什么？”。望着研菲肃然的神情，张宁继续说：“下个月是任雨苍先生逝世20周年，我正在写一篇纪念任雨苍老先生的文章，上个星期，为了收集多一些资料，我特地从吉隆坡出来，和任牧之先生见过两次面，发生这样的事，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我的确很想知道任牧之先生的情况，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研菲犹豫了一下，轻声说道：“今天我都很忙，恐怕抽不出时间。”
“那明天好吗？”张宁继续纠缠。林研菲静默了好一会，一时无法作出决定，最后，她避开张宁迫切盼望的眼神说道：“这样吧，你过一两天再打电话来。”
研菲在念书的时候，对于张宁一再提起的任牧之的父亲任雨苍也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尚未结婚的任老师，独自在学校附近的村口赁屋而居。赁居的房子是一幢小小的砖屋，门前一小块空地，长了几株野胡姬、两颗红毛丹树和一小片绿草地。在红毛丹盛开的季节里，学生们去得更勤，都说任老师家里的红毛丹既清甜又爽口，果肉不粘种子，到任老师家采摘红毛丹，成为学生们放学后的乐事。
那个星期天黄昏，研菲也随着班上几位女同学到任老师家里去。那时，屋外两株红毛丹正开得热闹，远远的就看到枝头上红毛丹结得密密麻麻，将两颗红毛丹树都染成红彤彤的一片。那天给他们开门的，是远道自吉隆坡来探望儿子的任雨苍。见到任雨苍的第一眼，几个女孩子不禁交头接耳，“真像呵！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爽朗明快的安美低声叫了起来。“哦？”老先生笑了，望着一群吱吱喳喳的女孩，他和蔼可亲而调侃着说：“到底是你们老师像我？还是我像你们的老师呵？”
那天任老师不在，大家兴致未减，几个女孩子聒噪着站在红毛丹树下，手里握着长竹竿，一粒粒打下挂满枝头的红毛丹，独有研菲孤单的站在暮色中，因为心里牵挂任老师，没有心思尝一口红毛丹。
“怎么不吃红毛丹呵？”想得入神，任老师的父亲走近身旁时，她也浑然不觉。仿佛被猜中心事，她一时只觉腼腆，没来由的，感到脸颊微微热了起来。“常来任老师家吗？”老先生和气的问。“不。今天是第一次。”一向沉默寡言的她，那天竟也在任雨苍的主动攀谈下说了不少话。细细的晚风穿过树木悄悄吹来，一老一少在夕阳斜晖下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
虽是第一次见到任老师的父亲，不知为什么，几个女孩子对眼前这祥和的老人并不感到陌生。早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任老师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界很有威望。“任老师的父亲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骂殖民统治者压制民族教育，他们反过来骂任老师的父亲大汉沙文主义，无权拥有公民权，要吊销他的公民权……” “任老师的父亲在中华大会堂大骂教育部长出卖华人利益，公开向他挑战……”
那时候，每当同学们纷纷扬扬谈说任老师的父亲，她总是慢慢的站在一旁，安静而专心的听着。那一天，几个好事的男同学在班上向任老师问长问短：“任老师，听说你的父亲在马来西亚被吊销公民权？” “任老师，为什么他们要吊销你父亲的公民权？” “任老师，你的父亲犯法吗？为什么他们这样对你父亲？”没想到学生们会在课堂上提起自己的父亲，任老师静默了几秒钟之后，神情肃然的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政府一直想消灭华校，他们藉口说华校是共产党的温床，要将华校关掉，虽然环境恶劣，总有一些人，愿意为华校教育斗争，这些人为华文教育牺牲个人利益，无怨无悔，我的父亲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少年的她，听到任老师那么说时，心中总会翻涌着思绪。为什么学习自己的母语也要苦苦向别人要求和争取？在多感的年岁里，她总是为此而感到忿忿不平。
没有人知道的是，任老师对她这一生的影响。初中那三年，在不知不觉间，有一度她也热衷起时事和政治。那时，以日不落帝国自居的殖民统治者虽然已离开新马，但那些年，社会主义席卷南洋，成为一股巨大的风潮。当时，她也不是对左派、右派，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只是经常想起任老师和任老师口中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心中涌动了自己也不明所以的，渴望反叛、反体制的情绪。
在那种微妙的情怀下，她加入了校外的一个带着左派色彩的戏剧团体，瞒着家人和学校在团体活动起来。那时，身为茶叶批发商的女儿，她竟也对自己略有资产的家庭排斥起来，为了取得团体的认同，她还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到建筑工地当起建筑女工。
在加入戏剧团体不久之后，研菲就在一次大拘捕中，被关了起来。三个月后，她虽然很快就从扣留所放了出来，却也被学校开除了。不幸的是，几乎在她出事的同一个时候，她的母亲中风瘫了半边身子。那阵子，母亲在病床上苦苦哀求她到外地念书，改换环境。那年，她在去留之间挣扎了几个星期，终于敌不过病床上的母亲，到澳洲大使馆打听升学的详情，在短短三个月中，离开新加坡去了柏斯升学。
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到考获精神科医学文凭，她足足在澳洲生活了7年。她在60年代末期离开新加坡，那年回国时，已是70年代中期了。回国的那一刻，她突然只感到若有所失，觉得自己正踏足的土地，已不复记忆中质朴可亲的热带岛国了。那几年，拨向云天的高楼大厦骤然间相继涌现，五条线道的通衢大道一条比一条开阔，但是越是走在繁丽阔气的街头，听到的也越是别人的语言了。那些年，人们渐渐以钦慕的眼光，赞扬着滨海城市的富裕美丽、欣欣向荣，她却怅然于自己土生土长的华人都城正以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消殒。
初返新加坡那几年，她一直在政府医院服务。那时候，她也很有耐心去倾听病人诉苦：失恋、畸恋、单恋、同性恋、丈夫变心、妻子背叛、生意失败……太阳底下无新事，不同的病人诉说的都是似曾相识的故事。渐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总是80年代以后吧，医院里突然来了一批特别的病人，一群年纪在四、五十岁，教了半辈子华文的中年教师诉说的是同样的心酸：那年全新加坡的华文学校在不知不觉间改头换面，传统华校不复存在，许多华文教师突然得转变教学媒介，被迫以英语教学。骤然间面对生命中如此叫人措手不及的改变，他们惶恐、心忧，精神上饱受煎熬。许多人在三几个月内白了头发，恶梦由此开始，头痛、失眠、心悸……日子过的凄凄惶惶。
开始接触这类病人的时候，研菲也在惊诧中唏嘘难言，每一次在看完一个接一个抑郁寡欢、焦虑、紧张的病人之后，她竟也感到说不出的窒闷和沮丧。我能做什么？面对着这些承受着生命重压、为社会亏待的一群，她也曾在不安中问过自己。可怕的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在不知不觉间一日比一日麻木，到了后来，她竟害怕碰到类似的病人。她觉得自己对这些病人是如此无能为力。
那些年，几个和她同时期进入医院的同事，相继离开医院，自己出来执业。渐渐的，她也在难以言喻的厌倦中，在安顺路一栋商业大楼找到了地方开诊所。那时，她正带着疲惫的心，准备和丈夫杨积奇办理离婚手续。那年，她结婚不过6年，女儿小慧5岁。那一天，当她和已形同路人的丈夫在律师楼签下离婚协议书时，一时百感交集，心中无可抑止的涌现起一阵说不出的哀伤和迷惘。踏出律师楼，独自一人走向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生命充满了挫败。在那个时候，她突然渴望自己也有一个精神医生可以倾诉。
朋友们都以为，研菲和积奇的离异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研菲早已不去想，也不愿回首了。积奇是内科专科医生，两人相识于澳洲，在校园中发展为情侣，回到新加坡后，很快就结为夫妻。婚后不久，积奇自己开了诊所。夫妻俩的收入使他们一直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豪华公寓、欧洲进口家俬、名牌汽车，消费社会中该有的享受他们都有了。这样的日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但是一年年下来，研菲觉得自己越过越不开心。积奇从小在英文学校念书，虽然也能说几句简单的华语，华文却差不多是之无不识，两人在想法、志趣上的差异使彼此都适应得精疲力竭。
那年小慧牙牙学语得时候，积奇在研菲一再抗议下，仍然开口闭口就对小慧大讲英语，研菲对他的不满、反感更是一日胜似一日。在积奇眼里，研菲对母语得执着是多余而又可笑的，而研菲却不得不承认，从未进过一天华文学校的积奇，虽然身为华人，却是对华语、华文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那天，夫妻俩又为此而起争执时，积奇朝她就吼：“学华语干嘛？学了有什么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又有什么时候真正用得上华文？何必浪费小慧的时间学习什么华语？为什么不让她早点学会英语？”
那一刻，研菲突然觉得：“积奇不就是人们口中只讲英语不懂母语的“二毛子”？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在思想、文化、志趣上无法沟通的6人？那些年，在婚姻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她不是没有问过自己。那些日子，她和积奇暴发了一次有一次大大小小得热战和冷战。在持续不断的吵闹争执中，研菲渐渐听说积奇在外面交了女朋友。悲哀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她反而不想和积奇吵，她只是觉得心灰，觉得自己的婚姻真是到了一无是处的地步了。
离婚、开了诊所后， 这三年来，研菲带着女儿，将日子过得规律而单调，每天早上8点30分准时到诊所，4点30分离开诊所回到寓所后，带着小慧到公寓楼下的游泳池游泳，吃过晚饭后，再伴着女儿在书房做功课。日子一天天被时间流走，生活循着一定的轨迹很有秩序也很闷气的运走。这样的日子又怎样？没有积奇的生活，日子是不是开心一点？她实在也不知道。
现在，她的病人大多是这城市里生活富裕的雅痞族，他们看精神医生，也不一定有心理问题，更多的原因是为了找个对象倾吐生活上的苦闷。偶尔也有旧日的教师病人找上门来，述说了病情之后，要求她写封信证明精神状况欠佳，说是希望提早退休，远离教育工作。碰到病人提出那样的要求，她总是不忍拒绝，也不愿拒绝，淡淡的带着苦笑默然颔首。
隔一天晚上，研菲在任牧之的灵堂前再次碰到了张宁。那天晚上，灵堂上来了不少培华中学的学生和教师。研菲和张宁正好都坐在一群培华中学的教师间，那时，她们在人们的窃窃私语中听到有人提起一个叫潘玉情的女教师。“不到两年的时间，两个同事就这样走了。”有人开始轻喟。“哎。都死得那么不值得，都选择跳楼！”一种悲戚的沉默在空气中凝结，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了。研菲在冗长的沉默中心绪更为不宁，她发觉张宁那双写满困惑的双眼，正在每个人的脸上寻找答案。没有人特别注意她们，座中人都当她们是任家的亲友。
过了许久之后，有人悲叹道：“玉情开始用英语教生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告诉我，她头很痛。每天放学的时候，我看她累得简直不成人形。哎，说起来，真是替她不值。用华文教了廿几年书，无端端要改用英语教，这怎么能够胜任？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是我的话也早就疯了。”
在哀伤肃穆的氛围中，有人接口道：“有几次我碰到玉情在厕所掉眼泪，问她发生什么事，她说是被学生气的，说是学生笑她的英语很好笑，发音不准确。有时又说校长怪她英语讲得不好，给她很大的压力。”
“副校长是很想帮她的，但又帮不上忙，玉情去世的那阵子，我看他比谁都难过……”
“玉情的性格也太软弱，太善良了，学生们在课堂上讥笑她，她一声不响，回来后自己掉眼泪，校长给她脸色看，她也默默承受，哎，真实的，这该怪谁？这到底是谁的错？教不好英文是我们的错吗？……”又是一阵沉默在空气中回荡，过了好一会，有人压低声音说道：“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副校长和玉情之间好像有点什么，他们的交情好象不那么简单，其实他们也蛮登对的，可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空气再次凝结，有人低下头，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任牧之来了几次后，研菲才渐渐知道，任牧之的精神崩溃的和潘玉情有很大的关系。那一天，前来覆诊的任牧之情绪特别低落，他看起来忧戚而哀伤，没头没脑闷闷的说道：“今天是玉情去世一周年……”研菲安静的听着，等着他说下去，“玉情死得真冤枉，她是白白送了性命，她真傻，她枉送了性命……”任牧之说后就痛苦的坐在那儿，许久许久都没有开口。
乍然间听到任牧之提起潘玉情这个名字时，研菲也觉得很熟悉。几番思索之后，潘玉情那焦虑慌张的脸渐渐浮现在她的脑子里。
那年研菲还在政府医院行医的时候，潘玉情也曾上门求诊。那天见到潘玉情的时候，研菲就强烈的感觉她的脸上、眼眸里那种说不出的忧虑和哀伤。“我每晚都睡不着，每天晚上都张着双眼到天亮。”潘玉情说着说着，瘦削苍白的脸颊上，一对没有神彩的大眼睛隐隐泛着泪光。那是研菲对潘玉情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那一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潘玉情就不再出现了。
从任牧之的神情和谈话，研菲渐渐感觉到，潘玉情的死，带给任牧之心灵上的打击实在太大太大了。当时，沉默了好一会，任牧之突然又皱着眉轻声念叨起来：“玉情是冤死的！她死得好冤枉！她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她本来可以好好活下去，突然要把她用英语去教书，害她活得凄凄惨惨，连学生都讥笑她……这怎么受得了？玉情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了！真是傻！我看着她在痛苦中挣扎，看着她活得那么辛苦，我帮不了她，我没有帮她，他妈的，她是给逼死的，是活活逼死的……”
“老师，你看开一点，潘老师也死了那么久……”
“活着的人也没有好日子过，研菲，我开心不起来。我怎能开心起来？我们对不起我父亲和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在殖民统治者的压力下，保住了华文教育，保住了华校，我们什么也没做，南洋大学关闭了，华校消失了，华文派不上用场，但是许多人都不讲话了，唉，都沉默了……”
“老师，有些事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你何苦折磨自己？”
“唉，很多人都麻木了，不，是都给吓怕了……像我们这些受华文教育的，为华文教育说多几句话，好像就是沙文主义，就是共产党，要搞颠覆活动，他妈的，谁管什么毛泽东？什么蒋介石？谁管什么共产党？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党关我们屁事？我们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母语和文化。维护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有错吗？研菲，你说有错吗？……”
“老师，现在的学校还是有教华文的，你不要太难过。”
“教华文？我们教什么华文？我们把自己的母语叫着第二语文，他妈的，什么是第二语文？中学生每星期上五节或六节课，每一节教35分钟，你想想看，华文老师能够教得了多少？学生又能够学到多少？说什么发扬传统文化，说什么讲华语，空话，尽是在说空话……”
那一天，任牧之至少在诊所待上45分钟。大多数的时候是他气急的说，研菲安静而耐着性子听。近晚淡淡的阳光透过米白色窗帘静静筛在任牧之疲累的脸上，研菲望着任牧之抑郁而无神的双眼，心里感到一种吐不出的心酸。
研菲再次见到张宁，是在两天之后。那天傍晚，她约了张宁在乌节路一间面向大道的咖啡座见面。五点过后，这个被誉为纽约的第五街、伦敦的牛津街的繁华大道，正是人潮汹涌的时候，她比约定的时间早到10分钟，独自坐在临窗的位子上，隔着滤光落地玻璃窗，望向窗外那个车马喧哗、五星级酒店和豪华购物大楼高举云霄，瑰丽得令人目眩的都市，突然觉得自己跌入五里雾中，无法看清虚实。
刚才，从火化场回来之后，她陪着任思诗回家，帮任思诗清理任牧之生前的遗物。任家父女住的房子是一幢旧式的双层屋子，一入门是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园里的花草零乱的生长着，几株白色的胡姬叹息似的在风中摇曳。虽然已近黄昏，附近的建筑工地仍然传来一阵阵噪音，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吱吱喳喳划过天空。任思诗心绪低落的坐在花园的石凳上，由着研菲独自一人走进书房。研菲在任牧之零乱而堆满书籍、报刊的书房里发现了好几块显然是从旧建筑物上拆下的屋瓦，每一片屋瓦上都刻着“南大”两个字。
“这是什么？”忍不住好奇，研菲拿着那几块屋瓦到花园问任思诗。“哦。”任思诗说：“几年前，南洋大学关闭了，也不知为什么，他们要拆校园里的八角亭，许多南大的校友听到风声赶了去，大家希望拾回一两块作个纪念，我爸爸也去了，这些屋瓦就是从八角亭拆下来的……”
“唉！”研菲摸了摸那几块屋瓦，心中突然饱胀着酸楚的感觉，许久许久无法开口。
刚才，清理任牧之的遗物时，研菲也在任牧之的房间找到一些零零散散的用钢笔写的断章残句。她将那些写在稿纸上潦草而支离破碎的句子一张张整理好，吃力而认真的一页页翻读着：“华文教育的前途从来没有这么黯淡过，华文学校静悄悄解体，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斗士，没有人抗议，没有人反对。殖民时代我们建立华文大学，传承民族文化，万众一心，热火朝天，现在华教面临厄运，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束手无策默默看着华教死去……”
研菲看到这里皱了皱眉，接下来的字迹潦草得无从辨识，她看了几遍，看不出所以然，无奈得拿起另一页，继续猜测着字迹：“我亲眼看着新加坡一步步英国化、美国化、西化，华文渐渐浅化，华人文化悄悄在消失，但是我们无可奈何，我们这些受华文教育的，动不动就被贴上大汉沙文主义的标签！我们算什么沙文主义？从殖民地时代到现在，几十年来，我们无时无刻，无不为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心忧。我们到现在还在挣扎！还在作徒劳而垂死的挣扎！谁能了解，有谁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悲哀……”
看到这里，稿纸上的字迹又歪斜模糊得无以辨识。她翻了过去，跳到接下来得另一页：“真可悲，越来越像个伪西方社会，英文至上，英文能力就是工作能力，就是他妈的一切，华文派不上用场，华校出身的找不到工作，他妈的，说什么讲华语，重视传统文化，年轻人不会写华文，看不懂唐诗、宋词，不知道李白、杜甫，不晓得水有源，人有根。不懂华文的人理直气壮的瞧不起华文，他们无祖无宗，不承认是华人，不学华文，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是什么人？讲英语、写英语、看英语，叫自己罗拔、玛莉的黄皮肤、黑眼珠新加坡人是什么人……？
研菲看到这里，稿纸上的字迹为一大片蓝色墨水所模糊，再也无法猜出字形。她默默跳到另一页，无言的继续看下去：“有些事我实在想不通，凭什么靠着殖民势力支撑起来的语言，会在这样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城市里横行？真是想不通呵，从前我们反殖民统治，抗议统治者歧视民族教育，我们罢课、示威，我们以热情、傻劲维护华人文化，我们争取母语教育义无反顾，有人牺牲了个人利益，仍然勇往直前，现在我们把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东西轻易丢弃了，他妈的，丢弃了……”
研菲翻到最后一页，几个写得大大的字体歪歪斜斜的跳进眼里：“我好像变得越来越可笑，越来越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是我错了吗？难道是我错了吗？是我跟不上时代吗？是我过时了吗？我是怪物吗？”短短两行，横一笔，竖一笔，每一笔都好像千斤重，吃力的压在稿纸上。研菲望着那几行字，泪水慢慢盈满双眼，她捏着那几张皱皱的稿纸，脑子里一再幌过任老师茫然的双眼。
后来，在那一大堆乱纸中，研菲又找到一张女人的照片，照片中的女子大约四十来岁，蓄着齐肩而微微烫着波浪的头发，容貌相当端丽。乍看之下，研菲就觉得影中人极为面善，再看之下才恍然想起，那不就是潘玉情吗？望着照片中眉眼间隐约含着轻愁的潘玉情，研菲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任老师和潘玉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她将照片翻了过来，照片中几行娟秀的字迹用墨水笔写着：“牧之，人生太没意思了，我活得好辛苦。这张照片留给你作纪念。玉情。”研菲看着这几行字，心中思潮起伏。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房间的任思诗，也随着研菲的目光，望着她手中的照片。好一会，任思诗突然轻声叫了起来：“我想起来了，潘玉情好像也是在6月19日自杀的……”
“是吗？”研菲不觉也提高了声音，两人骤然间都跌入沉思。
比约定的时间迟了10分钟，神色凝重的张宁走了进来，“对不起，要你特地走这一趟。”张宁礼貌的说。两人在这陌生的会面中沉默了几秒钟，林研菲首先开口说道：“其实我也想见见你，任老师这阵子其实已经好很多了。我以为他渐渐可以复原，不知道为什么又很不对劲，我只是没有想到情况会那么糟，那天他来找我，给我看一本新出版的《任雨苍风雨30年》，那时我就觉得他怪怪的，但怎么样也想不到他会这样……”
听了研菲的话，张宁脸上一阵诧然。过了好一会才说道：“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有病……”
研菲仿佛没有听到张宁说什么，她自顾自说道：“事发那天他来找我，我感觉到他好像受到什么刺激，不知道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张宁在研菲一再追问下，不觉心慌。“我只是向他要些任雨苍老先生的资料……我后来很有感触，说了一句，如果任雨苍先生泉下有知，知道现在新加坡的华校全部都消失，南洋大学也关闭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
“哦，”研菲沉吟了一下，不觉提高声音说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对他这样说呢？他是受不起这些话的，他本来就有病，他的精神状况一直都没有完全复原，他是个病人……”
“我不是故意的，”面对研菲的指责，张宁一时不知所措：“我只是顺口这么说，我不知道他的情况……”
研菲望着一脸惊慌的张宁，心中觉得过意不去，过了好一会，轻声说：“其实我也不是怪你，任老师的死也绝不是因为你的一句话那么简单……我只是很难受，我是任老师的学生，也是他的医生，我知道他的困扰和痛苦，但我无能为力，他的死，我的感受的确太深太深了，”研菲哽咽着说：“也许我真的太大意了，那天我不该让他一个人离去，我太大意了……”
“林医生，你不要这样……”张宁望着神情激动的研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人无言对坐了好一会，研菲才低着头黯然说道：“我知道你很关心这件事，但对于任老师的死，我也真的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这里有一些任老师生前写下的东西，是我在他的书房里找到的，写得很凌乱潦草，不知道你有兴趣看吗？”研菲说着，从皮夹里拿出一个米黄色大信封，静静交到张宁手里。
张宁疑惑的接过信封，望了研菲一眼，缓缓从信封里抽出稿纸，专注的从第一张读起，一边读一边猜测着字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重新将稿纸一张张重叠起来，再从头看了一遍，然后黯然交回研菲手里。两人交换了同样疲惫黯淡的眼神，却是谁也不想开口。向晚薄弱的阳光无力的照向落地窗，研菲无言的望向长窗外一座比一座神气的玻璃帷幕大楼和正缤纷亮起的城市灯火，在极速而无声流动的车阵和人潮中，突然感到这城市说不出的吊诡诈谲，而她只是悲戚难言……
作家简介：张曦娜，曾任人民协会《民众报》记者及编辑，并在1983年参与筹办在新加坡首次举办的《国际华文文艺营》。1984年8月至2022年1月任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记者。2017年应邀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驻校作家。自学生时代起多次获得全国及国际文学创作奖，包括“星马港短篇小说比赛”、“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金狮奖”、全国书籍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花踪奖”之世界华文小说比赛。（《任牧之》，1993年）2000年获颁泰国文学奖项《东南亚文学奖》。2013年获颁新华文学奖。已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掠过的风》《变调》《镜花》《张曦娜小说选》；散文集《如是我纪》《岁月流金》《开罗紫玫瑰》及《仙人掌散文系列之张曦娜卷》，报道文学《大姑速写》《客答问》、旅游随笔《走过的风情》。
作品来源：专家推荐
编辑：杨冰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