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64年1月27日，中法分别发表公告：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这一消息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2024年，中法建交步入甲子之年，值此之际，本刊刊发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创作的《巴黎有片榕树林——温州人在法国》献礼中法友谊。2023年3月，朱晓军赴浙江著名侨乡丽岙进行田野调查，先后采访旅法旅意侨领近百人，包括本篇作品的主人公法国华侨华人会名誉会长林加者、法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张达义，他们生在法国，长在中国，身上流淌着中国人与法国人的血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再赴法国。本篇揭示了他们作为温州人的梦想、拼搏与家国情怀。他们的故事是中法友谊的象征。
巴黎有片榕树林（上）
——温州人在法国
朱晓军
引言
“你爱法国吗？”法军营长问他的士兵。
“爱。”二等兵林加者答道。
“你爱中国吗？”
“爱。”
“假如法国与中国交战，你的枪口对准谁？”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双手。
“为什么投降？”营长大为惊诧。
天底下哪有这种士兵？一提交战就投降，难道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遭受的耻辱还不够吗？
“法国是生我的母亲，中国是养我的母亲。我不能向母亲开枪，只有举手投降。”
像林加者这样的生于法国、长在中国，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的人都免不了被问类似问题。
“看球赛时，你是为法国队助威，还是为中国队呐喊？”有人问张达义。
“中国。首先我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有中国队的球赛，我喊：‘中国队加油！’有法国队的球赛，我喊：‘法国队加油！’中国队对法国队的话，我希望中国赢。”张达义毫不回避地说。
张达义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法国养父；一个波兰裔法国生母，一个法国养母和一个中国养母。他生于法国巴黎，9岁回到温州丽岙，35岁回到法国，到底是什么让他打破情感平衡，做出如此选择？
张达义说，我身上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
我认为林加者和张达义是100%的温州人，他们的母语是“世上最难懂方言”——温州话。他们凭着“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法国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有名的侨领。在他们身上有着温州人的胆大，不安分，敢为天下先；头脑灵活，有经商意识；抱团、仗义，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哪怕是竞争对手也能“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也有温州人的孝悌忠信，以及对根——家乡和国家深深的爱。
第一章
一个“杰让”和两个“大年”的父亲
一
1945年9月2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10月9日，巴黎10区的圣路易医院传来“呜哇，呜哇”的啼哭声，哭声是那么响亮，那么理直气壮，似乎在向这刚走出苦难的世界宣布：“我来了！”
温州丽岙镇下呈村①的张月富的儿子出生了。喜得贵子本来就是可喜可贺的事，何况张月富四十有二才有后人，更是大喜过望了。中国农村有一说法，庄稼收成分大年小年，大年意味丰产丰收，硕果累累。也许张月富觉得仅有一个儿子不够，希望自己的女人莱奥卡迪·格兰德像片肥沃土地，多生育几个儿子，于是给儿子取名大年，即张大年。
在巴黎温州人的后代中，张大年不是第一个“大年”，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已有了一个大年——邵大年，他是丽岙镇河头村邵炳柳的儿子。邵大年也许是巴黎温州人的第一个“大年”，起码是温州丽岙人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
张大年出生半年后，1946年4月8日，河头村林永迪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没叫“大年”，据法国巴黎警察局户籍卡记载：林扬·杰让，生母：戈凡·艾德蒙，生父：让奴。让奴是林永迪的法国名字。让奴给儿子申报户口时犯个小错误，本想给儿子取名林·杰让，却把自己中国名字的前两字的拼音填上了，还没填对，结果杰让就有了一个既不法国，也不中国的姓氏“林扬”。
在法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徒要为孩子选择一位教父和一位教母。假如孩子的父母发生意外，教父和教母有责任把他抚养成人。让奴和艾德蒙给杰让选择的教父是徐伯祥，他是林永迪的同乡好友，选择的教母是艾德蒙的姐姐。教父教母或许是艾德蒙的说法，温州人把宗教世俗化了，将教父教母称为干爹干妈。
让奴——林永迪是1937年到法国的。那年，17岁的林永迪怀揣借来的数百块银圆，和同村邵炳柳一起离开河头村，坐船到了上海②。在上海，他们从“黄牛”手里买了护照。对温州人来说，这是既驾轻就熟又人地生疏的羊肠小道，许多亲友都是从这条小道摸出去的。买卖真假护照已是“成熟产业”，卖的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买的也不觉得几十块或几百块银圆花得冤枉。温州“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③，无论多么勤奋都无法摆脱“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吃到老”④的日子，农民在绝望之下，宁可债台高筑也要出国去赚钱，这是改变他们生活的唯一指望。
他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河头村侨史上第36位和第37位出国者就这样离开了祖国，他们比丽岙第一拨去法国的7人迟了8年，比最早到法国的温州人——占阿有晚49年⑤。他们出国那年，丽岙镇有11人出国⑥，其中10人去法国。几人与林永迪他们同行，已不得而知。
林永迪他们买的是最廉价的船票，位于底舱，没舷窗，犹如钻进浮游瓶，里边弥漫着昏暗灯光、呕吐物和排泄物的秽气。在大洋上漂泊40多天后，“浮游瓶”终于抵达了马赛。
林永迪的同乡，后来成为著名爱国侨领的任岩松也是这么出去的。任岩松比林永迪年长8岁，是丽岙任宅村人。结婚那年，任岩松欠下20块银圆的债，难以还上。隔壁村的表姐夫从法国回来，西装革履，像挖到一座金矿似的说：“法兰西的钱很好赚！”这句话为穷亲戚指明了方向——去法兰西，去赚那“很好赚”的钱。任岩松借了五百块银圆，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跟村里的几个穷哥们儿一起乘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买了护照和船票，坐船到马赛。那是1933年6月，任岩松21岁。
据《温州华侨史》⑦记载：1918年至1998年，温州出现过三次出国潮，第一次为1918年至1923年8月；第二次为1929年至1937年6月；第三次为1979年至1998年。按此说法，林永迪和邵炳柳是在第二次出国潮的集结号下出去的。第一次出国潮前，已有一批温州人去了欧洲。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14万劳工，其中就有2000多温州人。一战结束后，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接见中国劳工时“表示愿意留在法国的，政府配赠住房，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业就学，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觐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⑧绝大多数中国劳工选择了回国，仅3000余人选择了留下，其中温州人居多。
林永迪出国那年，法国财政危机，工业衰退，工业总产值降到还不及德国一半。林永迪赶上这一经济寒流，生存更加艰难。在马赛，做了几年提篮小贩的叔叔先教他辨识1法郎、5法郎和10法郎钞票，再教他常用的法语，如“你好”“先生”“太太”“不贵”，最后，叔叔给他发了个“结业证”—— 装有领带、灯泡、花瓶和香水的小木箱。
林永迪背着“结业证”上路了。敲开第一户人家，他按叔叔教的第一招——把一只脚伸进门去，这样主人就关不上门了，“先生、太太，不贵，不贵。”门里一对中年法国夫妻瞪着蓝色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叔叔教的第二招是从木箱里拿出能让对方感兴趣的东西，如领带、花瓶或香水，他却乱了阵脚，不知拿什么好……最后，收拾起失落和沮丧，又敲开第二家……
做小贩不容易，叔叔讲了个真实故事：法国人在礼拜天都想睡个懒觉，一大早就被“咚咚咚”敲门声惊醒，睡眼惺忪爬下床，打开门一看，一个小贩。他很不高兴，拒绝了。他回到卧室，爬回床上，刚入睡门又被敲响，开门一看，又来个小贩，法国人恼火地大吼一声：“不要，不要！”“嘭”一声把门关上。懒觉就这样让两个小贩搅了，他越想越来气，正憋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门又被敲响了，第三个小贩站在门外：“先生，不贵，不贵。”法国人被彻底激怒了，夺过小贩的小木箱扔去下。木箱“叽里哐啷”“叽里哐啷”滚下了台阶。灯泡、花瓶和香水瓶摔碎了，变成一地碎片，小贩放声大哭起来。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倒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写道：“这种小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说话，有谁出来保护！”据统计，丽岙下呈村⑨90名旅欧华侨有80%的人被关过半个月以上⑩，最长的被关半年之久。
他们生活条件极差，大多挤在一间废弃的昏暗潮湿的仓库或车棚里，吃的是干面包加盐水。林永迪还不错，跟八九个同乡挤住在简陋小屋。他年纪最小，资历最浅，买菜做饭自然而然成了他的事儿。他们平日吃的是最廉价的碎米，菜以捡为主，偶尔会买点土豆。
“我们今天吃点好的。”一天，叔叔掏出点法郎对林永迪说。
他上街拎回一条鱿鱼。见有鱼吃了，沉闷的小屋仿佛从干燥严冬掉进生机勃勃的春天，骤然活跃起来。
“汤，多放一点啊。”一人过来，掀开锅盖，充满期待地说。
“盐，多加一点啊。”又一人过来，转一圈儿，闻闻味儿。
菜烧好了，出锅了，一人急吼吼伸出筷子夹一大块鱿鱼。
“你吃得那么凶？大家都没吃呢，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有人恼恨地说。
饭还没吃就吵起来。
戈凡•艾德蒙怀抱两个月的儿子林加者
二
“世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可她偏偏走进我这家。”111944年春天，法国女孩戈凡·艾德蒙就这么“偏偏”走进林永迪的皮件厂，闯进了他的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旅法华人纷纷回国，有52位温州丽岙人没回去，滞留在了法国。他们从法国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赛撤到首都巴黎。20世纪，海外华人靠“三把刀”打天下——一是菜刀，开中餐馆，被称为海外华人“第一职业”；二是剪刀，开服装店和皮件厂；三是剃刀，开理发店。在52位丽岙人中，有11人12在巴黎3区或4区开了餐馆或皮件厂。他们的皮件厂大多是小作坊，制作皮包、腰带和西方人穿背带裤用的背带。不愿担风险的温州人为他们打工，干一天活赚一天钱。
林永迪和徐伯祥在4区租了一间阁楼，买台缝纫机、打扣机和几把剪刀，皮件厂就开张了。皮包是常销品，皮带、背带是刚需，有需求就有生意，有生意就有钱赚。林永迪凭着温州人特有的灵活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赚到了钱，从老板、剪裁、缝纫和销售“一担挑”13变成管理三五人的小老板。工人中有华人，也有法国人。
1940年6月，欧洲第一陆军——法军在惨败中投降，德军耀武扬威开进凯旋门。巴黎变得乌烟瘴气，埃菲尔铁塔和所有建筑物上飘动着令人压抑的黑白红卐旗。物资极度匮乏，食品凭票供应，一个月巴黎每人仅供应两枚鸡蛋、1盎司14食用油、2盎司人造黄油。肉更是少得可怜，有人开玩笑说，一张两指多宽的地铁票就可以把供应的肉包起来；还有人说，那张地铁票还得没检过，检过会打个孔，肉没准会从那孔中掉出去15。
温州人懂得如何占有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不那么差钱的小老板们，他们像挤柠檬似的从钞票中挤出额外价值。法国人在面包店门前像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树枝，排着长队等候买黑面包时，温州人已买通面包房，将热气腾腾的、散发着麦香的白面包从后门拿走了；巴黎人凭票购买人造黄油和食用油时，温州人已从黑市拎回黄油、奶酪、巧克力和牛排。巴黎人为能吃到鸡蛋、鸡肉在阁楼、屋顶和放杂物的壁橱养鸡时，温州人已从乡下拎回了蛋和肉。
林永迪每个周末都会跑到郊区，高价从农民那里买鸡买鸭，有时还会跟别人合伙买头小猪，让农民给杀好，用报纸裹上塞进皮箱，乘坐地铁带回巴黎。这是有风险的，胆小懦弱的人是不敢干的，让纳粹的宪兵抓住，不仅要坐牢，还有可能丧命。有一次，不知是鸭子没包好，还是血没放尽，林永迪往回走时，血从皮包流出来，随着他的脚步一滴滴地滴在路上。一条瘦得像排骨似的狗跟在他身边舔着血迹，这可把他吓坏了，这要让纳粹宪兵看见就完了。他想把那狗轰走，狗却不屈不挠紧随其后。上了地铁，才把它甩掉。
不知法国女人是看好温州男人的精明能干，还是被他们锅里的食物所吸引，被冷落几年十几年的温州男人受到了青睐，不少法国姑娘和温州男人结婚。同一天有好几对，亲朋好友忙不开，只好让他们举办集体婚礼，十几位身穿洁白婚纱的法国新娘站成一排，争奇斗艳，身后是身着西装、头发光亮的十几位温州新郎，蔚为壮观。
丽岙任宅村的任岩松和茜梦南相爱了，茜梦南是在德军打过来时从诺曼底逃出来的女孩；河头村邵炳柳找到了雷蒙；后中村的张者洪娶了格兰德家的长女，她生于波兰偏僻落后的乡村，家乡被德军侵占，一家人逃亡到法国，没多久法国沦陷，无处可逃了，他们犹如秋天的落叶随风漂泊。张月富和张者洪是同乡，关系也不错，住得又不远，时常聚聚。张者洪的妻子见张月富人不错，把妹妹莱奥卡迪·格兰德介绍给了他。16岁的莱奥卡迪很漂亮，高鼻深目，双腿修长，妩媚动人，性格开朗、温柔又能干。年已不惑的张月富在法国漂泊了十个寒暑，最让他苦恼的是膝下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有什么比无后让温州人更加不能接受呢？
战争使得成千上万个法国家庭失去男人，女人不得不进工厂做工，养家糊口。艾德蒙家也是如此，她的到来让林永迪有机会发现法国女性的美。艾德蒙的确很美，浓密的头发，深邃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圆润的下巴，线条优美的颈部，窈窕轻盈的身材。不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是那不可抗拒的食物俘虏了艾德蒙的胃。每次从乡下回来，林永迪把买的猪肉或鸭肉放锅里煮熟，倒进缸里。吃饭时捞几块肉，或舀几勺凝在上边的白花花的荤油，分给工人。艾德蒙家难得吃到肉，她有时会把姐姐和弟弟领去解一下馋。林永迪知道她家生活的窘迫，时不时塞给她面包、黄油，甚至巴黎人难以吃到的牛排，让她带回去给家人吃。
条条大道通罗马，婚姻何尝不是如此？通往婚姻的路径比罗马要多得多，有明媒正娶的阳关道，也有像羊肠小道的私奔，还有像攀缘悬崖峭壁的生死恋，有阳谋也有阴谋，有爱得缠绵，也有强行占有。有时，爱情好似远在千山万水，遥不可及，结果山不转水转，猝不及防就出现你面前。林永迪和艾德蒙是怎么相爱的，已没人知晓，我们只能说“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接着有了杰让。
杰让出生半年后，传来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的悲凄哭声，年仅19岁的格兰德过世了。这是一位整洁而要强的女性，生下女儿还没满月就边照看两个孩子，边操持家务，拎水洗衣服时导致出血，在医院抢救过来后，第二次拎水，这次没有救回来，失去性命。
张月富要去赚钱，没法照料两个孩子，何况一个刚满周岁，一个刚刚满月。他把女儿送到距巴黎300多公里的梅兹，让格兰德的母亲帮忙照顾；儿子怎么办？这是他的骨肉，传宗接代的希望，他咬了咬牙，送给93省巴尼奥雷市（Bagnolet）的一对法国夫妻收养。他们很不富裕，可是勤劳善良，丈夫Antolnd Vigier已53岁，每天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拾废品；妻子Renèe Vigier，38岁，在一家工厂打工，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
原法国总统希拉克与法国华侨华人林加者
三
“回家啦，回家啦！”对羁留在法国的温州人来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喊，让人顷刻间泪流满面。
二战结束了，回家的航道通了。这些温州人出国目的明确——赚钱，赚到钱就回家买房置地，过好日子。哪怕像林永迪这样在巴黎拥有自己的工厂，有家有老婆孩子的温州人也不会忘记初心。他们背包罗伞地从法国各地赶往马赛，乘船归国。没有赚到钱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乡回去，在海外混了十几年总不能空着手回去，离家时亲友送了红包，回去总得回赠礼物吧？为出国欠债还没还清的就更不能回去了，债主盈门怎么办，怎么打发掉？
“赚点儿钱再回去吧，叶落总要归根的，不能客死他乡。”他们凄然一笑说道。
1947年春，林永迪领着妻子艾德蒙，抱着儿子杰让，登上回国的客轮，一起回国的还有杰让的干爹徐伯祥。艾德蒙已显怀，怀孕六七个月了。
1948年，在法国出生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也跟着父亲回来了，妈妈雷蒙和他的两个姐姐也跟了回来。
1954年9月，巴黎进入秋天，气温像从山坡滚落下来，每况日下，街道两边“行道树之王”——欧洲椴的树叶变黄了，不时有黄色心状的树叶打着旋儿飘落下来。
张大年的生父张月富来了，坐在客厅跟法国养父母说着话儿，他们三人的表情是9岁的大年描述不出来的。大年和养父母住在大巴黎93省的巴尼奥雷的简陋平房，房间不大，进门是客厅，左边厨房，里边卧室，穿过客厅是仓房，那是养父堆放废品的地方。仓房后边有厕所和菜地，地里的菜是养父母种的。
张月富像看庄稼长势似的过些日子就会来探望大年，逢年过节还把他接回巴黎住两天。张月富住的那条街又脏又乱，有很多阿拉伯人。张月富的住处比巴尼奥雷的家还要简陋，一张混杂着男人气息和浓郁烟味的床，一个不太整洁的厨房，没有厕所，解手要去公共厕所，在那幢楼里每层都有一个。他烟吸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地吸，哪怕睡觉时嘴里也叼一支。他的被子被烧了一个又一个手指大的黑洞。
张月富对大年很好，领大年下中餐馆，吃中国菜，看中国电影，去见那些把号称世界公认最优美的法国话说得磕磕绊绊、半拉嗑叽的温州朋友。他跟别人合伙开一家礼品店，他们卖的礼品是皮包。礼品店的楼上有一家皮件厂，也是他们的，做的是店里卖的“礼品”。他负责送货，今天沃尔夫，明天波尔多，后天马赛，天南海北地奔波。他的客户遍及法国，都是在各地摆摊的华人，有些可能类似于林永迪当年做的小贩。
张月富要带大年去中国度假。中国给大年的印象不过是一把伞和两个字。那是一把油纸伞，画着鲜艳的花，很漂亮，法国是没有的，法国的伞是布做的。大年是在中国电影上看到的，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张月富说那是伞，我们中国的伞，他记住了。父亲还说：“你是中国人。”在他读书的学校没有中国人。他跟同学说：“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中国字怎么写？”同学认为他在吹牛。他长着一张西方的面孔，没有同学认为他是中国人。见张月富时，大年问他，他找了份中文报纸给大年看，还教大年两个字：“中国”。大年到学校写给同学看，他说，这是“China”。“这么难写啊！”他们惊叫起来，大年在他们的惊叫中感到了自豪。
不过，大年还不想去中国，养父告诉他，中国在很远很远的东方，那里很穷很穷，吃的鱼像木头板子似的又臭又硬。养父也没去过中国，服兵役时在越南驻扎过，那儿紧挨着中国。学校马上就开学了，大年想上学，不想度假。
不久前，他度过假。张月富领他去梅兹看望外婆和妹妹，那地方很远，他们坐四五个小时火车，又坐一小时汽车才到。大姨妈很喜欢他，领着他和妹妹，还有姨妈家的表弟罗兰和罗兰的妹妹去法国西部海滨度了一次假。大姨妈嫁的也是中国人，丽岙后中村的。
养母流着泪给大年穿上过节才能穿的西服和皮鞋。他们本来不同意大年去中国，或许意识到“度假”不过是借口，大年走了就回不来了。张月富带几个同乡来家劝养父母，张月富还发誓三个月后保证把大年完好无缺地送回来。或许彼此都生存于社会底层，有着不同寻常的同情与怜悯；或许养父母知道张月富已五十有一，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们答应了。
养父母是办过收养手续的，大年的户籍在他们家。他们视大年如己出，领大年上街时，他们总是理直气壮，不，豪情万丈地对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八年来，大年已成了这个家不可或缺，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对他既宠爱有加，又管教严厉。他们不在家时，不许他到外边去玩。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家不过是吃饭睡觉的地方，怎么有外边精彩呢，外边才是他们的天地，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
诱惑大年的有家门前的草坪，大男孩会在那儿踢足球，马戏团偶尔也会在那儿搭棚表演。大年是个活泼、调皮的淘小子，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就偷偷跑出去玩。远远看见爸爸推着废品回来，他就赶紧跑回家。或许爸爸年老眼花，或许假装不知，总是笑呵呵地夸奖他一番，让他出去玩一会儿。妈妈很忙，起早贪黑地在工厂打工，礼拜天都不休息，大年上学大多是爸爸接送。
或许答应后就后悔了，妈妈在给大年穿鞋时，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悄声说：“大年，妈妈在你的鞋里放了法郎。到马赛你就想法逃跑，买张火车票回家。”
火车“呜呜”吼叫几声，像老牛上山似的呼哧带喘地跑了将近一天，在马赛站16停下。大年一上火车就开始想爸爸妈妈，想巴尼奥雷的家，想那片草坪了。终于到了马赛，可以逃跑了，他却发现鞋里的法郎不见了。在火车上，他怕法郎丢了，不时脱下鞋来看。看到了，心里踏实了，过一会儿心又悬起来，再脱鞋看，那几张法郎关系到他能不能回到巴尼奥雷的家，能不能见到养父母。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它们像丢在储蓄罐里的零钱，老老实实藏在鞋子里，偏偏到了马赛就不见了。
丢在哪儿呢？他想不起来。
会不会被他拿走呢？他不敢问。
张月富在马赛的朋友很多，都是温州人。他们轮番请张月富吃饭，说着大年听不懂的温州话，有时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了，哭得一塌糊涂，也不怕大年笑话。大年不愿跟他们在一起，太不好玩了。他要出去玩，张月富的三两个朋友会紧紧跟着，似乎怕他跑掉。
他们在马赛等了数日，可以登船了，张月富长舒口气，志得意满地牵着大年的小手登上轮船。哇，这船太大了，大年叠过无数小纸船，还没见过真正的轮船。他兴奋地跑上跑下，东看看，西看看。孩子的好奇心就像大海，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大年玩得开心极了，在甲板上跑着跳着，喊着叫着，终于跑累了，也喊乏了，突然想起养父母的话：“千万不要上轮船，不要坐船离开马赛，离开马赛你就找不回家了！”他慌忙寻找舷梯要下船，却发现码头的影子比指头还小，船行驶在一片汪洋之中……
母亲艾德蒙离开温州前全家人合影
第二章
家乡让漂泊已久的游子找到种子入土的感觉
一
1947年7月，艾德蒙在温州生下女儿林美香。林扬·杰让已按林家的家谱改名为林加长。在温州话中“长”与“者”谐音，后来办护照时被误写成“林加者”，他没改回来，随遇而安地成为林加者。
家乡也许让漂泊已久的游子找到种子入土的感觉，林永迪想像家门口的榕树那样在这片土地上地老天荒，不再离去了。他把带回来的钱全部拿了出来，在家乡河头村置地建房，在温州小南门的米筛巷跟朋友合开一家印染坊，在旁边建了三幢房子，仨股东一人一幢。
艾德蒙生下女儿后，印染坊经营不善，关门大吉，林永迪卖掉米筛巷的房子，举家搬回河头村。河头村在丽岙的南部，西邻后中村，北连下呈村，南接五社村，因洪殿溪自西向东穿村而过，村位于河口，取名为河头村。艾德蒙在乡下跟妯娌学会了“吃饱了吗”“好吃吗”“再吃点”等日常温州话。
可是，她很孤独，也很寂寞，林永迪法语不好，她会的温州话十分有限，夫妻沟通有障碍，尤其在表达细腻情感或复杂问题时，即便辅以肢体语言也讲不清楚。不过，在她的心里，这个比她大8岁的男人是可靠的，待她是很好的，从不跟她吵架。在中国人心目中，男人是山，女人是水，水要绕山流，山不会围着水转。或许21岁的艾德蒙已开始接受这种观念了，或许她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有时随便一场风就会把人吹离原有轨道，不知坠落何处。1949年的一天，艾德蒙突然接到法国领事馆的撤侨通知，要求在华的法国公民离境归国。
艾德蒙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丈夫，彻底蒙了。
是走是留，艾德蒙想从丈夫的脸上觅到答案，她希望的是夫妻一起走。或许她知道他不想走，这是他的家乡，人只有待在家乡才是舒展的，才会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才会笑得像温州茶花那么粲然。他去了法国就像她在温州一样，生活像井，天地被裁剪得很小。另外，他在法国16年的血汗都已变成了不动产——房子和田地，这是没法带走的。还有，他想跟她走就走得了吗？她要搭乘的是法国政府接侨船，他是中国人，上得了船吗？他回国时买的是单程票，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法国居留证已失效。
一家人都不走，守在一起呢？或许她希望他还能像相识时那样，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把她和孩子命运的小船拴在自己的身上。他却让她失望了。按中国的说法“三十而立”，再过一年他就“而立”了，可是在这传统的大家庭，有父母在儿子就别想“立”起来，何况他排行老二，上有兄长。长兄如父，他什么时候“立”得起来呢。
他在村里建的两幢小洋楼，三兄弟平分了；置办的60亩地，留给父母和祖父母几亩后，三兄弟也平分了。“为什么呢？”来自法兰西的戈凡·艾德蒙搞不明白了，瞪着蓝色的眼睛望着丈夫。他告诉她，当年出国的钱是家里借的，那是一笔家债，那么他在法国赚的钱也就不是“私产”了，要跟兄弟平分。她也许想房子和地是身外之物，分就分了吧，丈夫是她的，总不会跟他们平分吧？
出乎意料的是他告诉她，家里决定让她带孩子回国，他留下。为什么？她又搞不明白了，你是我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应该属于我们，我们才是一家人，怎么能为那个大家庭留下？
不，不，这是中国，我和孩子都属于这个家，一切都要听从父母的。
艾德蒙没辙了，这是中国，这是温州，这是丽岙，他们要按这里的规矩办，这该死的规矩！她无可奈何地跟丈夫抱着孩子到温州拍全家福，作为离别纪念。长发披肩的戈凡·艾德蒙身着带有树叶图案的连衣裙，深凹的眼窝，隆起的鼻梁，嘴角微微上翘，苦涩而无奈地笑着。林永迪的白短袖衬衫扎在腰带里，下穿浅色西裤，也许清楚这场结局，生离死别似的板着面孔。他们3岁的儿子杰让像洋娃娃似的梳着小分头，穿着像连衣裙似的短袖连体衣裤，脚穿带毛边的小皮鞋，垂着两只小手，站在紧靠父亲的高凳上，睁着像母亲似的大眼睛望着镜头。两岁的林美香刚会走，穿着布娃娃似的连衣裙，端着两只小胳膊，叉着两只小脚，站在靠着妈妈的高凳上。
初春的上海，草木焕发出勃勃生机，草绿了，树枝吐出鹅黄嫩叶，大街小巷的行人脱去笨重、呆板的冬装，像从冬眠的洞穴钻出来，变得灵动起来。
十六铺码头旁，艾德蒙紧紧地抱着儿子，用水汪汪的蓝眼睛瞪着丈夫，气恼地说：“你不是说好让两个孩子跟我一起走，为什么又变了？”
“杰让是长子，我父亲要把他留下，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你带两个孩子回去也很辛苦，不如带女儿先走，等我说服了父亲就带儿子去法国找你。”
或许这是早已作出的决定，只是艾德蒙不知道罢了。林永迪那天还特意让杰让和美香拍张兄妹分别照，美香坐在前边台阶上，杰让坐在妹妹的身后，他们还懵懵懂懂，不知道拍完这张照片后就要分离。
或许艾德蒙信了，或许不信，可是事到如今，信与不信有什么两样呢？用丈夫的话说，这是中国，这是温州，这是丽岙，这是河头村。去他的规矩！艾德蒙抱起儿子亲了又亲，泪水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下，不知下多大的狠心才把儿子交给丈夫，抱起女儿，拎着箱子，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轮船。妈妈不见了，杰让大哭起来，林永迪也流下眼泪，艾德蒙是他的结发之妻，还有她怀里抱着他的女儿美香。
一家人像剥皮鸡蛋，被命运细线一剖为二，一半留中国，一半去法国，不知何时团聚，团聚时还会是一家人吗？或许戈凡·艾德蒙没想到这一点，林永迪却十分清楚，这一别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不仅艾德蒙走了，那些跟中国男人回来的法国女人几乎都走了，她们的丈夫留下了。邵炳柳的妻子雷蒙也带着女儿走了，留下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
温州解放了，林永迪为印染坊的倒闭、河头村的房子和土地分给兄弟而庆幸，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富裕中农。他父亲百思不解：“奇了怪啊，我们家好歹也有50多亩地、两幢房子，怎么连个地主都没轮上？地主轮不上也就算了，起码富农得给吧？”
是啊，他苦苦盼了一辈子，总算有了两幢房子、50多亩土地，挤进地主、富农之列，怎么又被挤出来了呢？他心有不甘。接着，河头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归了集体，林永迪下地种田了，读过书的邵炳柳当上小学教师。
艾德蒙走后不到半年，林永迪就再婚了。女方家距河头村不足5公里，是比较富裕的农家女儿，她没读过书，也不认识字。
“她家有好几十亩地，有5间像我老房子一样的房子，（当时）我的后母20来岁，还没嫁（过）人，脾气有点儿坏，手脚有点笨，不大聪明。”70多年后提起后母17，林加者说道。
邵炳柳也再婚了，娶的也是温州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对跨国婚姻是排斥的，尤其是温州地区，他们的择偶对象首选温州人。林永迪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同法国女人结婚也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归国了，像被石头压歪的小树遇到阳光，会自然矫正。
张达义与妹妹童年合影
二
下呈河上有一简陋码头，码头对面是幢低矮平房，坐西朝东，三间。
丽岙不通公路，确切说连一寸公路也没有。丽岙人出行一是靠脚，步行；二是靠水，坐船。河道在丽岙乃至温州许多乡镇相当于公路，你要去温州吗？要去瑞安吗？或自己划船，或搭别人船。房前有条河，河边有个码头，那就相当于70年后的公交站或地铁站。
张大年和张月富乘坐的轮船驶过苏伊士运河，看到一艘艘在二战中被炸沉的舰船，看到无际的沙漠，也看见奔跑的野骆驼；轮船驶过开罗，驶过中东，驶过印度洋，驶过新加坡、越南，经历翻江倒海的台风，28天后抵达了香港。大年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像法国父母说的，再也回不到巴尼奥雷的家，见不到养父母了。他很伤心，想流眼泪，又怕被阿爸看到，只好憋了回去。
现在，他只有死心塌地地跟阿爸走，生怕被丢了。他们父子从深圳到广州、金华，一路舟车劳顿，最后抵达温州。划着小木船接他们的是个30来岁的男人，阿爸让他叫哥哥。哥哥划了四个多小时，船漂到丽岙，阿爸长舒口气，好似那口气是从巴黎、从马赛带回来的。船进下呈村时，大年算了一下，离开马赛已45天。
从温州回丽岙时天下着雨，河两岸的树木、庄稼和房子都被浇得湿淋淋的。下船时，穿着小西装和小皮鞋的大年望着泥泞的、汪着水洼的小道蒙了，这可怎么走？哥哥善解人意地弯下腰，把他背进了家。
“怎么这么黑，还潮乎乎的。”
那房子又老又破，没有木地板，是泥土地面，很潮湿。
“习惯就好了。”张月富说道。
灯点着了，这是什么灯？一根棉绳像虫子似的躺在小碟里，探个头儿，吐出豌豆大小的光亮。那光亮很不安分，上下跳动着，左右摇摆着，有点风就把它吓得要趴回碟里。它的光线很昏暗，却把人影投射到墙上，像童话里的巨人。
灯下有个女人，长长脸，瘦瘦的，好像比养母还老。
张月富让他叫妈妈。他叫了一声。在他的心目中妈妈就是管他吃饭穿衣，对他很好的女人，像阿姨一样，可以有很多。
这个妈妈说什么，大年听不懂；大年说什么，这个妈妈也听不明白，得张月富给他们翻译，到底是这个妈妈说的，还是阿爸说的，大年不知道。
妈妈好像特别欢迎他们的到来，烧很多菜，满满一大桌，有的大年跟阿爸在中餐馆吃过，有的没有。最吸引大年的是那盘海蜇，很脆，嚼着咔哧咔哧响。大年爱吃，也就不想吃别的，把海蜇当饭吃了。
家里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间是哥哥一家的，一间是妈妈的。他和阿爸住在妈妈的房间里，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他睡中间，他们睡两边。他躺在床上，往这边一翻身，看到的是阿爸，往那边一翻身，看到的是这个妈妈，很有意思。在巴尼奥雷，养父母睡在房间，大年睡在客厅，有张小床，那是他的。
过后，大年才知道这个妈妈是阿爸的原配。这个妈妈比他的生母莱奥卡迪·格兰德还要命苦，6岁就没了母亲，跟着仅有一只眼睛的父亲做小生意，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她长大后嫁给阿爸，生了个儿子。1934年，阿爸丢下他们母子，和同乡去了法国。在乡下，男人就是顶梁柱，没了男人家就塌了。为了生存，妈妈像她父亲似的做起小生意，卖螺蛳肉、南瓜子和鸡蛋。她不识字，却极其聪明，16两1斤的秤，1斤8两多少钱，许多人算不上来，她却能马上说出来。
儿子一天天长大，能帮她做事了，却掉进河里淹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没了，她像失去根系的秧苗一夜间就枯萎了，她不吃不喝，想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伴儿子。村里人劝说不了，只能陪着落泪。她的姐姐和姐夫来了，还领来了自己儿子，说过继给她。这个孩子就是哥哥张荫旺，他原来的家在温州梧田镇蟠凤村，过去叫苏荫旺。
哥哥在原来的家里排行老二，下边还有三个弟弟，上边有个哥哥叫苏荫生，16岁那年去了法国，跟阿爸脚前脚后。
哥哥读完小学就跟妈妈做生意了。妈妈在家把螺蛳肉挑出来，哥哥挑到瑞安陶山去卖。陶山离家很远，哥哥挑担走两个多小时，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为赶早卖掉，哥哥凌晨四点起床，挑担出门。回来时已是掌灯时分了。
土改时，哥哥出身贫苦，又为人可靠，还识文断字，被选为下呈村村长，那年才23岁。阿爸和大年回来时，哥哥已调任丽岙信用社副主任，成了国家干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大年跟妈妈叫“妈妈”，称阿爸为“阿爸”；哥哥称妈妈“阿姨”，称阿爸是“阿爹”。对大年来说，阿爸是亲爸，妈妈不是亲妈妈，哥哥也不是亲哥哥。
这个家有点儿沉闷，阿爸和妈妈都少言寡语，笑容像清明的阳光，难得一见。家里最欢快的是哥哥刚满一周岁的女儿秀燕。大年想念养父母，想念巴尼奥雷的家，想念门前那片草坪，想念用清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马路。那马路是柏油的，每当环卫工人用清水冲洗柏油路时，大年就和小伙伴把叠好的小船放在水里跟着跑。
丽岙的孩子连柏油路什么样都不知道，这里只有“水泥路”，下场雨一片泥泞，孩子上学用草绳在鞋底绑块砖头，拽着绳头往学校挪。夜晚，巴黎巴尼奥雷的灯光比星星还亮，丽岙却像掉进万丈深渊，漆黑和寂静无边无际。这里的人连钟表都不认识，只知道天亮是卯时，接着是辰时、巳时、午时，天黑就是酉时，这是什么鬼地方？
“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带到这里来？”他问阿爸。
阿爸说：“你已经9岁了，再过几年就要服兵役，法国在跟阿尔及利亚打仗，当兵回得来回不来，谁说得清楚呢？我要把你带回来传宗接代。”
阿爸在海外漂泊十几年，仍然是传统的、100%的温州人。他想让大年像地瓜似的在家乡繁衍一大群后代。不过阿爸法语不好，大年又小，对阿爸的话听不大懂。另外，世上没人会把自己所思所想和盘告诉别人，兄弟间不能，父子间也不能。阿爸已到落叶归根的年纪，他怎么能把为自己养老送终的儿子留在法国？
阿爸还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纯粹的法国人。他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这个儿子。
当林加者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背着书包上学，拎着镰刀和小伙伴上山割草时，隔壁村的张大年正穿着潇洒的背带裤、锃亮的小皮鞋，腕上还戴一块亮晶晶的手表，在下呈村孤独一人，优哉游哉转悠着。手表是养母给买的，也是他最喜爱的。在法国读书时，班级的同学也没戴表的。村里的孩子又跟过来，在他的身后喊着：“小番人”18“外国人”。他转身以唾沫还击。“冲突升级”了，他便掏出一把从法国带回来的野餐刀一通狂舞，那群孩子吓得一哄而散。他收起刀还没走几步，后边又喊起来：“小番人，小番人！”偶尔还会有几句他听不懂的丽岙“乡骂”。
大年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看看他们穿着破衫褴褛，鞋露脚趾，跟法国乞丐似的，他们有啥，会玩啥？是泥巴，“跳房子”“挤油渣”19“石头剪刀布”。大年玩的是啥？除法式野餐刀外，他还有他们没见过的小船儿，那也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紧发条可以魔幻般地在门前跑好几圈儿。
丽岙好像是另一个星球，既让大年孤独、寂寞和烦闷，偶尔也会给他以惊喜。丽岙的房子是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这是巴尼奥雷没有的。乡下没有电，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影剧院，村里有个小卖店，晚上人们聚集在那里，聊天、讲故事，好不热闹。在法国时，大年在家洗澡，在丽岙可以到家门前的河里去洗，阿爸还教会了他游泳。侄女秀燕过周岁生日时，她的外婆送她一头小牛，那可不是玩具，是会吃草、会拉牛粪的小牛。秀燕对小牛不大感冒，大年却喜欢得不得了，天天赶牛上山吃草。乡下最热闹的莫过于过年，村里要做戏，小孩穿新衣，谁家年糕出锅了，一群孩子围过去，主人就笑呵呵地给每个孩子分一小块，那可太好吃了。
阿爸到家很忙，十里八村的乡亲找上门来，有打听家人在法国的情况的，有来取钱的。原来阿爸回国前把认识的人问个遍，要不要捎个口信，要不要给家里捎钱。他们捎的钱都不多，最多100美元，最少两美元。那位老华侨还特意叮嘱：给老婆1美元，儿子和女儿各0.5美元。阿爸回到温州，要去中国银行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和外汇券，然后再分发给他们的家人。温州交通落后，许多地方不通车，那时又没电话，只有托人捎话让他们的家人过来取。
阿爸请来一位老先生，教大年汉字和温州话。老先生教他的第一个词是“飞机”。那天，大年在外边玩时，突然看到天上有架飞机，他就跟着跑起来，边跑边喊：
“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我要回法国去了！”
回国后的第二年春天，阿爸把大年送到下呈村小，插班读一年级，从第二册课本学起。
这是什么学校啊？上课在郑氏祠堂，黑板不像黑板，桌椅板凳破破烂烂，千奇百怪，学校还没操场，全校仅三四个老师。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大年听不懂。他听了一节又一节，厌烦了，在本子上胡乱涂起来。
期末考试，大年的算术得100分，语文0分。大年越来越怀念法国的蒙特维尔维尤尔小学了，那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整齐的书桌和椅子，有真正的黑板，还有讲课他能听得懂的老师。在那所学校，大年每次月考都是全班第一，考第二的同学总是第二。大年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个月考了第二，“第二”考了第一。到下个月，大年就“拨乱反正”，夺回了第一，“第二”继续第二。学年考试，大年还是第一，为此学校还奖励一本童书。现在自己被阿爸“绑架”到丽岙，“第二”可能老是第一了。自己在这么个破学校，只有二三十人的班级连“第二”都当不成了。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温州乡村，七八岁的孩子已算是半劳力了，要帮助妈妈带弟弟妹妹和做家务，还要放牛放猪，下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他们白天不能上学，老师只得晚上给他们补课。大年白天上学，晚上没什么事儿也去听课。课上多了，慢慢地温州话他听得懂了，也就会说了，课本的方块字也变得友好起来。第三学期的期末考试，大年的算术还是100分，语文考了80多分。
大年渐渐熟悉下呈村的生活，跟妈妈、哥哥也越来越亲近了。他们待他很好，他下雨天嫌村路泥泞，哥哥就背着他满村转悠。妈妈见他的西装小了，就起早贪黑纺纱织布，请裁缝来给他做套西服。妈妈知道他爱吃水果，每次买菜都会特意买点水果给他吃。一次，他感冒了，发高烧，妈妈一夜没睡，坐在床边照顾他。他不会温州话，妈妈跟他学法语，他教她内裤、衬衫、筷子怎么说，从1到100的数字怎么读，手表怎么看，太阳出来时，他给妈妈看看手表，太阳落山时，他再给妈妈看看，慢慢妈妈就学会了看钟表。妈妈的记忆力很好，几十年后，大年带孙子从法国回来，她还能跟重孙子讲几句法语。
妈妈很擅长理家，把日子打理得很好，村里分的口粮，邻居没过几个月就缺米少油了，端盆拎瓶到他家来借了。他们家什么都没缺过，也没断过。妈妈跟大年常说的一句话：精打细算。妈妈还有一手好厨艺，做的饭菜别具风味。大年最爱吃的是妈妈做的炒米粉，那就是妈妈做的味道，百吃不厌。大年也爱吃妈妈做的米糕。每当妈妈做米糕时，邻里十几个孩子像一群蜜蜂似的跑过来，围绕灶台看。米糕下锅了，热气冒出来，他们眯缝着眼睛，像馋猫似的嗅着香味。米糕出锅了，妈妈给每个孩子都分一点儿。那群孩子嘴里吃着米糕，开心地跑开了。
妈妈做过生意，见多识广，有人请戏班子在祠堂做戏，那边锣鼓一响，她就知道今晚演的什么戏。没戏的夜晚，妈妈就是村里的核心人物，乡亲搬着板凳坐在她的身边，听她讲故事，让她出个谜语给大家猜。妈妈心里像有个魔盒，藏有许多财富。有时，妈妈出的谜语乡亲猜好几天都猜不到。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朱晓军，浙江理工大学非虚构创意写作中心荣誉主任、教授、一级作家。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近400万字，出版有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快递中国》（合著）等长篇非虚构作品20余部。先后荣获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奖项。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快递中国》等作品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日、俄、阿等文字出版。发表于本刊的作品《天使在作战》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快递中国》荣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编辑：杨冰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