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洪雷
一、乐僔和尚
夕阳西沉，暮色四合，茫茫戈壁滩上浮现出一个人影。
这是个云游和尚，从中原而来，法号乐僔。眼看天就要黑了，又累又渴的他既想找水，更想找一处露宿之所。忽然，他嗅到了干燥空气中一丝甜甜的湿气，于是打起精神继续前行。
当来到三危山下的宕泉河谷时，光秃秃的三危山正好笼罩在金色的夕阳中。他蓦然抬头，奇迹出现了：对面的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无数菩萨正虔诚地诵经说法，一群飞天伎乐在金光中翩翩飞舞，有的在散花，有的在奏乐……
乐僔被突然出现的佛国奇景震撼了，这不正是大慈大悲的佛发出的救世之光吗？！自己苦苦追寻的佛祖灵光不就在三危山上吗？于是，他发下誓言，要把这里变成佛教圣地。
敦煌，在三危山西北25公里处，位于河西走廊西端。通往西域有北、中、南三条道，分别是南道，出阳关去若羌；中道，出玉门关西去楼兰；北道，出玉门关转向西北前往高昌。而敦煌则是“总凑”三道之“咽喉”。它既是西去出关的最后一站，又是西来入关的第一站，商业与军事地位至关重要。汉代，汉武帝设立了敦煌郡，属河西四郡之一，管辖着玉门关、阳关和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6县，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乐僔到来时，敦煌归前凉国管辖，名叫沙州，辖区包括敦煌、晋昌、高昌3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3营。而前凉，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一直沿袭晋朝以儒治国的理念，对于西来的佛教毫无兴趣，因此不可能资助这个名气不大的僧人。于是，乐僔只好四处化缘。他花了两年多时间，几乎走遍了敦煌的每一个县与里，可募集的钱财还不够开挖两口井的开销。
他有些气馁，又不太甘心。据说是第三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乐僔化缘来到马蹄山下。由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决定就地寻找避风处凑合一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石洞，却发现洞口躺着两具血肉模糊的男尸，尸边扔着10个鼓鼓囊囊的布口袋。从男尸的装束看，这应该是两个远行的商人。从现场的惨状看，死者应该是遭遇了猛兽。于是，他就地掩埋了两具尸体，然后打开了死者留下的布口袋。
立时，他被天上飞来的馅饼砸晕了，因为10个布口袋全都装满了金银财宝。他感觉，冥冥之中一定是佛祖在帮他。
从此，鸣沙山东麓的峭壁上聚集了许多天东海西的能工巧匠，宕泉河（今名大泉河）西岸传出开凿石窟叮叮当当的声响。前凉升平十年（366），第一个石窟诞生了，峡谷里燃起供佛的香火，洞窟里响起诵经的木鱼声。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一个和尚来到宕泉河谷，在一个雨后的傍晚也看到了三危山上的“佛光”。于是，他在乐僔首开的洞窟旁边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这个和尚名叫法良。
法良为洞窟取名“莫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这是一个有些拗口的名字，就像玛克西姆·高尔基的名字一样，但却丝毫不影响它向世界传扬。
二、造窟运动
当冰冷的石壁遇见火热的信仰
肉身、魂灵、剑戟都找到了安身之处
仿佛一切，都听命于一只紧握钎锤的大手
仿佛雕凿之痛，是一种超度
仿佛每天死去的，每天都在复生
——诗人苏雨景《莫高窟》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沙洲寄托了熙来攘往的各色人等的梦想。而从沙洲向西就要进入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于是，人们离开沙洲前要在莫高窟捐钱造窟，祈求佛祖保佑；从西域大漠里安全抵达的人们，为感激佛祖的保佑，要开窟造佛供养。当地官民为祈求和平安宁，也纷纷开窟造像。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一排排的洞窟。
当丝路上的一系列景点只能从古代商旅口口相传中慢慢揭开神秘面纱时，敦煌莫高窟早已凭借栩栩如生的姿态和宏大万千的气象惊艳面世，成为佛教东渐线路上最亮最暖的那束光。于是，一代代佛门弟子、官方使者、商贾行旅路过这里，来到这里，膜拜这里。高僧竺法护、法显、鸠摩罗什到过这里，北魏、西魏、北周贵族资助过这里，许多朝拜者、经商者、逃亡者在此扎根、繁衍，形成了张氏、索氏、李氏、阴氏、翟氏、曹氏、阎氏、罗氏、阚氏、汜氏、慕容氏、令狐氏等世族。这些世族营建的“家窟”成为莫高窟的重中之重，其中索氏营造了12窟，阴氏参与营建了27窟、96窟、138窟、231窟、321窟，李氏营建了148窟、331窟、332窟，翟氏营造了85窟、220窟，曹氏营造了55窟、61窟，慕容氏营造了256窟等。
佛教东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人们的疑问是，作为被传入一方的中国，自从“诸子百家”之后已经实现了超浓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维缝隙都被填满，怎么可能如此虔诚地接受万里关山之外一种全然陌生的文明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早在佛教进入西域，进而踏入敦煌的时候，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无论是佛陀，还是菩萨，都渐渐有了中国模样。
北魏前期及之前的造像与壁画，人物比例适度，神情庄静恬淡，面貌与冠服仍保留着印度、波斯、西域特色，被称为“西域式风格”；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的造像与壁画，人物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潇洒飘逸，面貌与冠服具有明显的内地特色，被称为“中原风格”；北周时期，伴随着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石窟人物造型呈现出中原式秀骨清像与西域式丰圆脸型相结合的“面短而艳”的崭新形象。就连印度的男性菩萨也被改造为一手持柳枝、一手端净瓶、脚踩五彩莲花的慈眉善目的女观世音。至此，中华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防范与抗拒心理得到消解，“菩萨保佑”几乎成为中国百姓的口头禅，远道而来的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
莫高窟建设的高潮，出现在伟大的隋唐。开窟造像最为痴迷的，是武则天。延载二年（695），莫高窟第一大佛像——96窟中的“北大像”宣布开工。面世后的北大像高35.5米，背山朝东而坐，面容丰圆，眉目舒朗，气度庄重，圣洁静穆。双目俯视，似乎与参拜者心灵相通；右手上扬作施无畏印，意为拔除众生痛苦；左手平伸作与愿印，意为满足众生愿望。民间传说，这尊佛像与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极其相似，原型都是武则天。
唐代，作为丝路咽喉，沙洲共有三条道向西延伸，分别是南道，直通石城镇（今若羌）；旧北道，直通高昌；北新道，向西北通伊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由于唐太宗对外来宗教兼收并蓄，唐高宗、武则天崇尚佛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在此驻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在此交汇，沙洲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身旁的莫高窟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个时期的洞窟现存127个，占莫高窟总规模的四分之一。石窟外建有悬空的阁道和木构的檐廊，规模与气势令人叹为观止。洞窟墙壁上出现了佛像画、经变画、戒律画、供养人画、佛教史迹画。第323窟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神异》《康僧会建康传教》《隋文帝迎昙延》等史迹画，艺术手法精湛，历史事件跌宕，图画人物传神，可以说，是历史、宗教、艺术价值兼具的世界级珍品。
“安史之乱”之后，敦煌易手，其中吐蕃统治67年，张义潮的归义军家族统治57年。信奉佛教的吐蕃人不仅将敦煌的佛寺扩展到17所，而且还在莫高窟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20个，重绘洞窟11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张义潮家族在莫高窟建有洞窟11个，156窟的《张义潮夫妇出行图》，场面恢弘，结构严谨，线条简洁，是供养人画像中的旷世杰作。
整个唐代，无论敦煌被谁占据，莫高窟造窟运动都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受到影响的，是宋代。
三、封闭藏经洞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政权的北宋，是一个文艺发达、军事羸弱的典型中原王朝。由于一味内敛，结果整个河西走廊都被西夏占据，喀喇汗王朝前往北宋的贸易团队只能改走南部的柴达木盆地。西夏对丝路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十分眼红，因此经常从沙州和甘州（今张掖）派兵南下，劫掠喀喇汗王朝的贸易使团。被劫掠者忍无可忍，于是请求北宋允许他们攻打西夏。
立刻，地处战争前沿的沙洲嗅到了狼烟的味道，信奉佛教的西夏王庭也似乎看到了星月旗插上沙洲城头时的漫天火光。于是，向沙洲军、政、僧三界官员发出命令，应该妥为保护莫高窟佛典，使其免受战火摧残，哪怕只能挽救一部分。
元祐八年（1093）二月，沙洲官员和僧界领袖遵从命令，在千佛洞找到了一处洞窟，这是第16窟的一个耳室，空间不大，干燥，有小门且便于封堵，最初是唐玄宗赐封的河西释门都僧统——第16窟窟主洪辩和尚坐禅修行的地方。僧人们腾出16窟的耳室，将一大批4—14世纪的佛经、佛画、法器以及文书秘藏于此。其中木板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纪年的印刷品。他们将这些文书逐一编号，再把卷帙分组，标上所属的寺庙，然后封闭洞口，绘上壁画，留待战争结束重新打开。
九月，把持朝政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变以土地换和平的防御战略为大举拓边，不但允许喀喇汗王朝进攻西夏占领的瓜州、沙州，还命令戍边部队配合作战。
绍圣四年（1097）正月，北宋将领王文振率军大败西夏于没烟峡。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也向甘州、沙州、肃州（今酒泉）发起攻势。为表慎重，二月初八，喀喇汗王朝派遣一个王子出使北宋。见到宋哲宗，王子报告说：“已差人攻甘、沙、肃三州。”宋哲宗大喜，称赞黑汗王“忠向”，并许诺，如能攻破这三座城池，一定重赏。
就在这一年，喀喇汗王朝军队攻克沙州，沙洲军政官员与僧人被全部抓走，藏经洞成为永远的秘密，也有幸成为记录丝路多元文化的时间胶囊。
四、意外发现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没有记忆障碍的年份。夏夜的蚊虫已经歇息，干热的漠风刚刚变凉，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仍举着油灯，像鬼魂一样在莫高窟里闲逛，因为他太兴奋了，他睡不着。
他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生于1850年前后，早年因为家贫到肃州当了兵勇，后来离开军队，信了道教，成了一个道士。3年前，他云游到莫高窟，发现此地洞窟残破，但寂静如夜，于是下决心住了下来。就这样，一个太上老君的子弟滑稽地扮演起了释迦牟尼的“守护神”。他四处劝募，省吃俭用，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清理第16窟就花费了近两年时间。他还筹资在第16窟东侧建了太清宫道观（今名下寺）。显然，能说会道的王道士远比当地不精汉语的红教喇嘛更接近平民，于是，他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在莫高窟“广修功德”：雇人抄写道经，将佛像改塑为道教灵官，打通洞窟之间的隔墙，清理洞窟的积沙。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功德”——被现代学者向达视为“浩劫”，引发了一件惊天大事。
6月22日，一个姓杨的雇工在16窟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旱烟，然后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北壁的裂缝中，却发现芨芨草怎么也插不到头。用手敲打墙壁，里面似乎是空的。不会有什么宝贝吧？这个雇工感到有些意外，便报告了雇主王圆箓。
当晚，王道士和杨雇工带着洋镐来到墙壁前。
就这样，藏经洞的秘密被揭开。王道士的墓志上写道：“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山坡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眼里只是饲料。正如胡适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所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
但这样换来的，毕竟是小钱。后来，他决定选出一部分保存完整的经书，作为礼物送给上级官员，希望能引起官府重视，让官府出资整理藏经洞内的经书，自己也可以捞点油水用以修建太清宫。于是，他徒步行走50里，拜见了敦煌县令严泽，并奉上两卷经文做样品。可惜，知县不学无术，王圆箓无功而返。
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出一包写本及绢画前往拜见。汪县令乃进士出身，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看过样品颇感惊异，事后还专程前往考察，却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只是将王圆箓送来的写本及绢画挑出数件，分几次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看到经卷后，为其文化价值深深震撼，建议甘肃藩台将文物运到兰州保存。
王圆箓仍不甘心。他从藏经洞中挑选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长途跋涉400公里，风尘仆仆赶到肃州，找到了安肃兵备道道台廷栋。道台煞有介事地浏览了一番，结论是：“经卷上的字不如我的书法好。”好在道台念及王道士远道而来的辛劳，将此事上报给甘肃藩台，建议将藏经洞文物运到兰州妥为收藏。
甘肃藩台先后收到叶昌炽、廷栋的报告，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汪宗瀚发了一纸“检点经卷画像，原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时间是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
心灰意冷的王圆箓仍默默守护着藏经洞。但他深信，总有一天会等到识货的人。
五、丝路“魔鬼”
这个识货的人，名叫斯坦因，习惯于西装革履，嘴唇紧闭，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狡黠与坚毅。他于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向往亚历山大对亚洲的远征，加上受匈牙利人是匈奴后裔这一观念的影响，东方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他有着无形而非凡的吸引力。
长大后，他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期间精心研读了玄奘关于西域古国的记录和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记述，后来又研读了斯文•赫定首次考查西域后写成的《穿过亚洲》，也获知了俄国正组织探险队赴新疆的消息……这些信息极大地刺激了斯坦因，一个赴中国探险的计划在他胸中生成。
光绪二十六年（1900），斯坦因从克什米尔抵达喀什。这个在考古专业上堪称世界一流的学者，精通多种语言，却不懂中文，急需一个翻译。但喀什的外国考古学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一到文物所有权等关键问题上，中国学者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然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乔治·马卡尔特尼（中文名马继业）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并且特别告诉他：“这个人与一般中国学者不同，只要带上他，你的考古一定顺利。”
于是，斯坦因拥有了中国翻译兼秘书——师爷蒋孝琬。这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令人扼腕的人物，出生于湖南湘阴，是爱国将领左宗棠、外交家郭嵩焘的老乡，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出钱雇我，我为谁卖力，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职业操守与民族良心发生矛盾时，你选择的是什么？
在此后的旅途上，他显然有些亢奋，话也比往常多，一直喋喋不休地给斯坦因讲述大清官场的办事规则与民间的处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接下来，所有的联络、刺探、劝说之事，都由蒋师爷出面。有了蒋师爷辅佐，斯坦因如鱼得水，他先后在于阗、尼雅盗走了大量珍稀文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已获得英国国籍的斯坦因开始了第二次西域之旅。为保证此行“顺利”，斯坦因护照上的官衔被肆意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也是斯坦因在大清考查期间未受任何阻拦与限制的原因。此后一年，他先后对尼雅、楼兰、米兰遗址进行了疯狂盗掘。
在新疆收获颇丰的他，仍意犹未尽。他带上休息够了的蒋师爷，继续向东奔赴600公里外的敦煌。因为他曾听匈牙利地质调查所长拉乔斯·洛克齐说过，在中国甘肃敦煌东南有千佛洞和石窟，“千佛洞中壁画雕塑之美，冠绝东方”。并且，他还从一个新疆商人口中得知了藏经洞里有大量文物的消息。
斯坦因抵达莫高窟那天，恰逢王道士外出化缘了。于是，他一边仔细考察能够进入的石窟，一边继续盗掘长城峰燧遗址。期间，斯坦因从一个藏族小和尚那里见到了从藏经洞得来的，用来为寺院装门面的一个长卷。蒋师爷看后说是中文佛经，年代无从查考，但从纸张和字迹上看，历史十分久远。这无疑给斯坦因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有足够的耐心等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1907）5月21日，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穿着土布道袍、外表猥琐、目光呆滞的王圆箓。王圆箓也心中窃喜，他快六十岁了，才等到“识货”的人，而且一等就是三年。
见到这个土得掉渣的道士，斯坦因那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在他看来，这也许是又一个极易上当的中国农民。但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农民并不傻。对于他的要求，对方根本不予理睬。
经验告诉斯坦因，越容易得到的，越不可能太珍贵。他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蒋师爷也帮他分析了王道士的特点。一天，斯坦因与王道士一同观看石窟壁画。当看到高僧传教壁画时，王道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崇之态。狡猾的斯坦因立即抓住机会，开始以玄奘的崇拜者自居。后来斯坦因在书中回忆：“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于是，王道士将14000卷写本、佛画、刺绣交给了斯坦因，换来的是区区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和一个严守秘密的承诺。回到住处，斯坦因再也抑制不住血脉的快速涌动，拿出笔记本兴奋地写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值200两，这笔买卖绝对赚了。”
5月28日晚，斯坦因将装满29只大箱子的文物偷偷运出莫高窟。那时，夜色迷蒙，万籁俱寂，非常适合盗贼出没。
六、法国学者
看来，上帝在敦煌埋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盒子一旦被上帝借助王道士之手打开，这里就彻底乱套了。一年后，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得到了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这个精通13种语言的汉学家，立即放弃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考察的计划，快马加鞭扑向敦煌。
光绪三十四年（1908）2月25日，伯希和抵达莫高窟。
听说又来了一个洋人，王道士干脆锁住藏书洞扬长而去。凭着经验，王道士断定，这个外国人也是“识货”者，也是奔着藏经洞来的。因此，必须吊一吊对方的胃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伯希和才在敦煌城找到王道士，并得到了同意提供经卷的答复。回到莫高窟，王道士又称钥匙忘在敦煌城了，同时还不忘补充，斯坦因“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伯希和流畅的中文发挥了作用，他不仅听懂了弦外之音，还让王道士觉得这个会说中国话的洋大人很亲切，这使得他在谈判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经过一个星期的交涉，伯希和成为唯一获准在藏经洞中逐一挑选文书的西方人。
在交涉过程中，伯希和并未闲着，而是仔细参观了庞大气派的石窟、朴实无华的柱子、庄严神圣的塑像、华丽逼真的壁画，并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题记，记录下了20世纪初期处于自然状态的莫高窟。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所拍的368张照片全是黑白照片，但却是莫高窟最早最全的影像，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仍能一睹莫高窟的旧日风采。
3月3日，也就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终于等到了钥匙，进入了“至圣所”——藏经洞。那一刻，他写道，“我简直惊得呆若木鸡”。他长到29岁，走过无数国家，脑袋还是首次如此发蒙：在这个长宽仅有2.5米的斗室里，三面都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三层厚的卷子，其中既有汉文的，也有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吐火罗文和梵文写本；既有佛教文献，还有摩尼教、祆教、犹太教、景教文献。这些写本和文献展现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敦煌，是一场场文明交汇的壮阔图景，是一幅幅丝路贸易的美丽画卷。他万万想不到，被洗劫8年后，藏经洞还有15000至20000卷文本，大批文本仍包扎得整整齐齐，如同它们在8个多世纪之前堆积在那里时一样，他“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你能想像出他那种既想欢呼，又怕被道士识破的激动心情吗？
巨量的文书，即使一年半载也难以阅读完毕，于是他迅速作出决定，必须至少是全部打开它们，简单地研究一下，辨认每种文书的性质，确认一下价值，最终确定哪些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哪些是“尽量争取获得、同时在无奈时也只得放弃的部分”。
在此后的3周时间里，他蹲跪在小龛中，就着昏暗的烛光，忍受着呛人的灰尘，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将洞中尚存的文书全部翻检了一遍。他自豪地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他选出的6600卷精品文书，几乎囊括了洞中尚存的全部珍本、孤本，此外还有200多幅绘画，学术价值远高于斯坦因依靠翻译而获得的文物。
随后，伯希和提出花500两银子买下这些宝贝。那一刻，王道士脸上浮现出不易察觉的微笑。想当初，卖给斯坦因14000多卷文书才赚了200两，如今7000卷文书却能得到500两，这一次赚大了，“成交！”
宣统元年（1909），伯希和让助手将7932件敦煌文物运往巴黎，至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不久，伯希和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参加了北京学界名流为他举办的宴会，向大家展示了部分藏经洞文物及照片，其中一位中国学者问他：“伯君，这些经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经卷拍成照片，赠送我们一份。”伯希和连忙答应下来，同时他还劝中国学术界：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
是良心发现了吗？也许有人相信，但我不信。
七、藏经洞空了
小偷主动展示了赃物，被盗者才知道家里被窃了。于是，罗振玉等人立即上书清朝学部，督促朝廷电令敦煌官员清点藏经洞文献，不得卖与外人，并责令新疆巡抚何彦升将剩余文物押运京师。
按理说，这次该把剩余的藏经洞文物全部收归国有了吧，可王道士似乎有先见之明，早在官府派员清点之前，就私自藏掖了1000余卷文书。而负责清理押运的官吏又未能将洞中遗物收捡干净，只运出文书9000多卷。装车起运时，只以草席覆盖，沿途时有掉落，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3个月后抵达北京时只剩8000余卷。
文物抵京后，先被何彦升运到自家宅院卸下一部分，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为掩盖私窃之实，何彦升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以充8000卷之数。经过几番劫难，如今国家收藏的经卷，大多破损不堪。相比之下，被外国探险队劫走的敦煌文物却历经千山万水一件不缺，并且做了精心维护与严密保管。历史老人再次无情嘲讽了孱弱的政府和愚昧的国人。
王道士私藏的经卷后来分作几部分流散四方。其中369卷写本和两尊彩塑，于1912年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得到了150两白银。还有570余卷，于1914年3月卖给了第二次光临敦煌的斯坦因，得到了500两白银。另外80多件文书和32张残片，于1944年被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在莫高窟土地庙残塑中发现，这也是敦煌研究院拥有的第一批敦煌文书，此时距离藏经洞重见天日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藏经洞中剩余的碎片，于1914年至1915年被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劫走，今收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有1万多号。他还劫走了几百件绢画、纸画、彩塑等艺术品，今收藏在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藏经洞终于空了！
难怪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无限伤感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八、他来自哈佛
藏经洞空了，千佛洞也空了吗？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脑瓜转得比谁都快。
受命赶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婿——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
1924年1月22日，华尔纳和翻译赶着一驾马车，沿着冰雪覆盖的车道来到莫高窟。
此时，藏经洞文物早已被瓜分干净，王圆箓又外出了，一般人会耐心等待，或者去外面找他。但华尔纳不是一般人，他未经任何人允许，居然大模大样地摸进了石窟，比进自家后院还要随便。游逛搜索了半天，华尔纳很是失落，因为他并未发现多少文书、经卷。同时，他又有点兴奋，因为在莫高窟700多个洞窟中，近500个洞窟（实为492个）绘有壁画，这些壁画太古老，太精美，太典雅，太有收藏价值了，完全可以用特制胶布剥离移走。这天晚上，他安坐在马灯下，给远方的妻子写信说：“不用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誓死带回一些壁画局部。”
见到华尔纳，尤其是听到对方的提议，王道士有些吃惊，他只知道壁画可以整片剥下来，但那是很容易破碎的，他从来没听说可以用什么胶布把壁画粘下来，而壁画还能保持原样。考虑到官府有保护洞窟的命令，王道士有些犹豫。直到华尔纳送上礼物，他那张老脸才绽出一丝笑意。
在得到许可后，华尔纳剥下26块，共计32006平方厘米的唐代精品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5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一尊出自328窟的盛唐彩塑供养菩萨像。由于华尔纳揭取壁画的方式极其原始、拙劣与粗暴，导致他剥离后的壁画完全破碎，敦煌壁画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摧残，因此，他与其服务的哈佛大学一起，被觉醒后的中国人民钉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耻辱柱上。
他粘下的26幅敦煌壁画和彩塑供养菩萨像，如今收藏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在此我提议，所有心怀梦想进入或者已经有幸进入哈佛这座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孩子们，一定前往校内的福格艺术博物馆，瞻仰一下本该静静地躺在中国敦煌的那些文物，并牢牢记住中华民族这个醒目的伤疤。
拿到银子的王圆箓日子也不好过，华尔纳记录到，“王圆箓卖给我的东西，我只付了75两，却被人夸大到10万银圆，于是村民以死来要挟王道士将钱拿出来与众人分享，王道士只好装疯卖傻才躲过一劫”。此后，王道士形同一只过街老鼠，直到1931年默默死去。
即便如此，华尔纳仍不满足。l925年5月19日，华尔纳组织的一个7人考察队再次来到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盗取敦煌壁画。县政府虽然勉强批准了这次考察行动，但却附加了一系列条件：考察团成员不准下榻千佛洞；考察团的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人监视，并须于当日返回县城；不准破坏壁画及其它一切文物。尤其是华尔纳所带的“一大车的布匹”，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学者陈万里的警觉。后来华尔纳怀疑，正是在陈万里的挑动下，当地十多个村民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发成立了一支护窟队，形影不离地跟着考察团成员。美国人为了避免这些村民的不满情绪可能引起的暴力行为，尽量克制自己。但华尔纳后来回忆说：“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个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
无奈之下，华尔纳一行只得草草结束考察，于5月23日落寞地离开敦煌。那一串消失在鸣沙山前的脚印，像一个狐狸被剁下的尾巴。
九、为了忘却的记忆
1935年，在碧波荡漾的塞纳河畔，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夫妇——常书鸿、陈芝秀携手而行。当路过一个旧书摊时，常书鸿的目光落在一本书上。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一眼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这部书叫《敦煌图录》，全书共有六册，载有400多幅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作者伯希和。
书中冥想禅定的佛像，流光溢彩的装饰，构图精美的壁画，蹁跹起舞的天女，让学油画的他为之震撼，为之沉迷，连妻子叫他都没有所见，用他的女儿常沙娜的话说就是：“那一刻，父亲的魂儿就被勾走了”“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是否有这么一个地方，您不曾来过，初次邂逅却有阔别经年之感，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曾在梦里呈现，带着一种隔世的陌生与熟悉，也许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因为有缘，才会一见倾心，才会难舍难分。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和妻子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进了心仪已久的莫高窟。那一刻，人间仙境突然闪现，历史风味扑面而来，他仿佛看到了几十位古代各民族画家在洞壁上挥笔作画的场景，仿佛听到了风中飘荡着的1600年前不绝如缕的斧凿声。他感觉，这里就是自己人生的归宿。
他们住了下来，一人临摹油画，一人学习雕塑，常书鸿还被任命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然而，敦煌的生活环境与法国有着天壤之别，这让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的常书鸿一度用“服刑”来描述这种难耐的艰苦。与常书鸿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同的是，身为江南大户小姐、被誉为一代名媛的陈芝秀，始终无法抛弃小资情调，一年四季身裹旗袍，再泥泞的地方也要脚蹬高跟鞋。特别是1945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借口财力紧张，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停止了经费拨付。实在耐不住寂寞与困顿的陈芝秀，抛下老公和一双儿女，与研究所总务主任赵忠清私奔而去。面对妻子不辞而别、儿女彻夜哭泣和失去研究经费的残酷现实，他却义无反顾地守在了敦煌，因为他离不开石窟里满壁风动的飞天、气韵生动的经变画，他舍不下石窟内外生命犹存的彩塑、变幻莫测的装饰花纹，他不放心把石窟交给对文物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员。这一守就是50年，直至成为“敦煌守护神”。
段文杰，一名国立艺专的学生，因为受到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的感染，于1945年来到敦煌，后来接替常书鸿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一直坚守了6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文杰共临摹莫高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个人临摹壁画史之最。他还主办了由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敦煌研究专家参加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尴尬局面。
樊锦诗，一个娇弱的江南女子，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自愿报名来到贫瘠遥远的敦煌。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窗外惨白的月亮，泪水不止一次打湿了衣襟。她和丈夫分居长达19年，那段时间丈夫一再要求她调回内地，但她却一直坚守到今天，接替段文杰担任了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推动制定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对敦煌壁画进行了数字化保护，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如果有人问您：世界上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离家特别远，白天一上班就盯着墙壁，晚上只能数着星星入睡，工资收入也不高，您是否愿意干？
但是，敦煌的守护者愿意干。
使命，能在逆境的泥潭里开出灿烂的莲花；责任，能让暗淡的人生铺排出漫天的星辰。樊锦诗曾经感慨地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同样具有使命感的，还有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他不仅一再呼吁政府保护敦煌文物，还公开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首次向国人公布了遥远的敦煌无比重大的发现，以及痛失国宝的真实状况。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王仁俊、蒋斧、刘师培等一批重量级学者，也投入到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来。更有罗振玉、刘半农、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远涉重洋，到日本、欧洲抄录和研究流失的书卷。
特别是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一代代工作人员，以超出想象的坚韧，用难以描述的精细，修复它，保护它，解读它，使这些世界级瑰宝以更为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激荡起来自全球的到访者内心深处炸雷般的震撼。
千年的莫高，永远的敦煌！
作者简介：高洪雷，生于1964年，山东新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散文、随笔、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已出版《另一半中国史》《另一种文明》《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等。其中少儿读物《中华民族的故事》被评为2017年度桂冠童书、2016年度影响力图书T0P50，纪实文学《另一半中国史》被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韩文等多种文字出版，纪实文学《大写西域》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作品来源：专家推荐
编辑：杨冰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