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洲写作而言，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10月7日，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七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并引发是年的非洲文学获奖热潮。2021年由此被称作“非洲文学年”。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年的文学奖项为何如此青睐非洲作家？这些作品的独特魅力、过人之处和文化意义究竟何在？100多位非洲知名作家为何异口同声地说获奖是整个非洲的荣耀？这些作品打动世界读者、使非洲成为时代共鸣音的要素和内涵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一个词能够提纲挈领，对上述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回答，就是还不太为学界所熟悉的“非洲性”（Africanness）。非洲性，简单说来，指的是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质。非洲文学的非洲性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共同体认同的书写表征。非洲性并非固有概念，而是“各种文化符号和历史经验的产物，且在不断变化中”。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集中展现了非洲性在当代非洲书写中的多样文化内涵，即具有去殖民性、流散性和混杂性的对话意识。去殖民性源于其历史根基，指的是非洲作家承继文化传统，不忘殖民历史，打破西方话语桎梏，在去殖民过程中还原非洲本来面貌的历时性沉思；流散性源于现实语境，指的是非洲作家立足非洲现实，弘扬民族精神，胸怀家国天下，呼唤世界意识，在流散书写中呈现非洲文化多样性的共时性展望；混杂性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对话，指的是非洲文学的包容性、丰富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及其与其他地区文学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的互动张力和对话意愿。去殖民性、流散性、混杂性的交融和互动使非洲文学和其他非主流文学得以跨越时代隔阂、地域差异和种族嫌隙，进而实现真正的文明多样性成为可能，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摒弃成见和偏见、尊重彼此、尊重差异、共生共栖、一起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发展与繁荣成为可能。
一、非洲文学的历史根基与去殖民性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是一场西方文化界发起的非洲文学庆典，但也是非洲文学自身魅力与繁荣的集中体现，折射出其百年发展历程及深厚历史渊源，是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与历史脉搏合拍之后的回响。非洲文学大致可分为欧洲语文学和本土语文学两类。非洲文学，特别是欧洲语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本就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呈现出与西方殖民统治紧密相连的本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等特色。然而，正如“非洲人这一特定身份是欧洲人凝视的产物”，具有诸多表征的非洲性最初也不过是西方殖民者“为宣传之便，为被殖民地对象的政治身份而打造的单一静态的‘非洲’符号”，甚至受殖民历史影响固化为本质性的文化概念。因而非洲作家往往会通过回望殖民历史来呈现当代非洲文化的复杂生成过程，在去殖民的文化重建中打破西方的单一想象，并在主体自我重构中不断深化非洲性的文学内涵。
对于非洲作家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认为应该算是英国移民文学繁盛的象征，因为他和约瑟夫·康拉德、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以及石黑一雄这几位英国移民作家一样，都“曾经生活在‘帝国’的边缘，爱上英国文学并成为当代英语文学多样性的杰出代表”。也有人认为古尔纳从小受英式教育，弱冠之年便离开刚刚建国的坦桑尼亚，后在英国定居，因而算不得非洲作家。然而，非洲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同西方殖民历史紧密相连，非洲文化也因殖民活动而散播世界各地。移民散居早已因奴隶贸易、留学报国和政治避难等历史因素成为非洲文学的重要题材。以何种语言写作、在哪里写作，都不是评判非洲文学的核心标准。重要的是，作品中是否具有非洲性，是否有重塑这一历史文化概念的革新精神。
非洲文学是因历史偏见而“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山中之花”，有今日成就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发展，并在殖民、反殖民和去殖民书写中演化出非洲性这一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和文化纽带。在谈到2021年非洲文学的胜利时，享有非洲英语短篇小说界最高荣誉的凯恩非洲文学奖（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的现任评审主席艾拉·瓦卡塔玛认为这是非洲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这一时刻的到来并非突然，因为之前有许多工作为此打开了空间”。 不可否认，西方殖民在非洲留下的语言遗产和历史问题推动了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在西方殖民统治之前，非洲文学的形式主要是口耳相传。殖民入侵为非洲带来欧洲语言，而传教士为传教之便借欧洲语言为非洲本土语言创造了书写形式，最终促进了非洲书面文学的诞生。非洲虽先后遭受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殖民，但以英、法、葡三国殖民范围最广、影响最深，因而非洲各国独立后，大都以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为官方用语或通用语。其中英语和法语用语国家各有25个，葡语国家有5个。受官方语言教育影响，非洲国家的欧洲语文学创作也兴旺繁盛起来。非洲的欧洲语文学虽是殖民历史的遗留产物，却也因殖民语言的传播优势打破了非洲部族之间的文化藩篱，促进了民族文学的生成。非洲本土语文学，如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豪萨语文学，虽曾因西方殖民统治而受到书写方式拉丁化和西方文类引入等方式的强加“改造”，但也一直“在与外来文化力量的斡旋中以推广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为己任”， 形成了现代本土语民族文学。最初由西方叙事所构想的非洲性，也在生成非洲民族文学的反殖民历史书写中，通过“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黑人精神”（Négritude） 和“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cism）等解放话语的不断深化，演变为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成为非洲解放运动的思想利器。此后，非洲文学因非洲各国独立之后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而发展出多种文学主题，而非洲性亦在去殖民的历史转向中，成为“非洲流散者”（African Diaspora）和“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等非洲领域或区域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标识，并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流散特质，即一种生成于外部世界与非洲本土之间的异质文化张力。
当下非洲性的流散特质是西方殖民历史引发的重要文化表征，也是非洲对抗西方“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主体自我重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是对“他者”的异化建构，常常会将他国文化单一化、片面化和野蛮化，难免会产生“教师爷”般的说教并扭曲历史的原貌。在2021年12月7日的诺贝尔获奖受奖演说中，古尔纳提到，不少评论家和学者对非洲其实并不感兴趣，只是想和自己的世界观达成一致，需要一个熟悉的叙述话语。因而“我们的历史是片面的，对许多残酷的事情都保持了沉默……没有清楚或足够深入地看清殖民遭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腐败和暴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正是对这种单一非洲论和片面历史观的回应与反拨。无论是古尔纳“记忆中的故乡”、布克奖获得者加格特小说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还是卡蒙斯奖获得者希吉娅尼作品中的“莫桑比克内战”，抑或是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得者布巴卡尔·迪奥普小说中的“卢旺达大屠杀”，都在试图以文学想象对当今非洲问题进行历史溯源。这些追问都离不开非洲对西方的回望与凝视，正如龚古尔奖获得者萨尔的新作《人最秘密的记忆》（La plus secrete mémoire des hommes,2021）中描写一位已故塞内加尔作家的探秘之旅，是对非洲和西方之间复杂历史文化关系的探讨。以非洲主体视角对西方殖民历史进行回望与重构，是非洲去殖民过程的必经之路。弗朗兹·法农曾言，去殖民就是创造新人，就是“在被殖民的‘东西’解放自己的过程本身中变成了人”。 只有不断书写历史，才能重新发现历史，并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
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他“揭露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和大陆夹缝中求生的难民的命运”，而这正是源于他对非洲性历史演变的深刻洞察。“揭露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是通过回望历史来实现去殖民，而“难民”背后则隐喻了近代非洲从殖民到移民的百年变迁，是当代非洲性的具象化体现。
古尔纳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都深受殖民主义影响。他出生于后来成为坦桑尼亚一部分的东非岛屿桑吉巴尔，17岁时为求学并逃离政治暴力而来到英国，主修英国文学，后在肯特大学讲授英国和后殖民文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古尔纳的声誉更多来自其后殖民文学研究。他曾坦言自己“对欧洲殖民主义如何融入殖民地人们的生活及其入侵的后果感兴趣”，因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移民经历、身份困境、文化归属、记忆创伤和家园寻找等流散症候也成为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古尔纳创作的10部长篇小说几乎都与移民相关，特别是前三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和《多蒂》（Dottie,1990），探讨的都是非洲人移民英国的心灵困境。从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 1994）起，古尔纳的后殖民视野开始从个人角度延展到历史维度，关注20世纪早期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历史，并形成一系列“记忆中的故乡”的非洲历史书写。
古尔纳对故乡的追忆，也是对非洲百年近代史的重新解读，揭示了非洲性的复杂历史演变。记忆中的桑吉巴尔是古尔纳文学创作的永恒立足点，正如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古尔纳的故乡桑吉巴尔虽只是东非小岛，却是印度洋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是亚洲、非洲和欧洲相互往来的交通要塞。岛上居民多为班图黑人，与早期移民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混居并逐渐融合，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并发展出东非独有的语言——斯瓦希里语。桑吉巴尔在19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1963年宣布独立，之后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里就是非洲大陆的缩影，混合了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种文化，因英国的间接殖民统治而出现种族划分和种族矛盾，后在反殖民的革命斗争中引入泛非主义、非洲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多种具有共同体意识的革命理念。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桑吉巴尔汇聚诸多非洲特质为一身，具有显著的混合性、殖民性、革命性和流散性。古尔纳在其第五部小说《绝妙的静默》（Admiring Silence, 1996）中，就曾描述过这种复杂的非洲性：
我们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是谦逊温和的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罗人：我们毗邻而居，争吵不休，间或通婚。文明开化，那就是我们。我们喜欢被如此描绘，我们也如此描绘自己。实际上，我们并非那样的我们，我们身处各自的庭院，封闭在我们历史的贫民窟中，一边自我宽恕，一边又因不容异己、种族主义和憎恨而愤愤不平。
这种多民族“毗邻而居，争吵不休”的状况并非桑吉巴尔所独有，而是非洲各国的普遍状况，也是西方殖民遗留的历史问题。西方殖民者为方便统治，不仅不顾民族文化差异，人为划分疆域边界，将不同部族拆分或合并，挑起部族冲突，还制造种族观念，引发种族矛盾和种族问题。非洲各国独立之后的内战暴动，几乎都是由殖民统治埋下的民族矛盾或种族问题造成，如苏丹内战（Sudanese Civil Wars）、尼日利亚内战（Nigerian Civil War）、莫桑比克内战（Mozambican Civil War）、肯尼亚的“茅茅运动”（Mau Mau Rebellion，又译“茅茅起义”）、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冲突（Casamance conflict）、卢旺达大屠杀（Rwandan genocide），还有南非的沙佩维尔惨案（Sharpeville massacre）和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等。这些因西方殖民而造成的国家灾难和民族创痛，成为非洲各国文学中不断出现的书写主题。
“难民”亦是西方殖民遗留的当代移民症候。在一次获奖访谈中，古尔纳认为移民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难民与殖民之间有深刻的历史关联：“人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流动……非洲人向欧洲徙移是一种相对新鲜的现象，但是欧洲人涌向世界却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说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殖民是出于经济政治利益掠夺而产生的移民，那么当前涌向欧洲的非洲难民则可视作掠夺之后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灾难所引发的反向移民。
非洲文学因移民者的时代、身份和方式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派别的流散写作，有早期移居非洲的欧洲殖民者的定居者写作（settlement writing），如1806年英国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翰·巴罗的《南非内陆游记》；有因奴隶贸易而流散至他国的奴隶叙事（slave narrative），如曾被贩卖为奴的奥劳达·伊奎亚诺于1789年出版的《奥劳达·伊奎亚诺的生活趣事记闻》；有民族解放时期留学西方的归国青年文学（Been-to，可译作“异邦本土流散”），如1956年南非作家彼得·亚伯拉罕斯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1960年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再也不得安宁》和1965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诠释者》；还有当代散居全球都市的非裔都市写作（Afropolitan writing），如2013年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的《美国佬》和2013年津巴布韦作家诺维奥莱特·布拉瓦约的《我们需要新名字》。但不论何种流派，这些作家无不是在运用另一只文化之眼来审视非洲，而非洲性也在文化家园的探寻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历史含义，成为因殖民历史而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的精神纽带。
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深受西方殖民历史影响，而非洲作家也一直力图在去殖民历史写作中重塑非洲形象。正是这种共同的殖民历史经历，使非洲性这一具有共同体意识的跨国界、跨区域、跨部族和跨民族的文化概念成为可能。非洲文学中有不少以某个指代不明或是虚构的非洲国家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如亚伯拉罕斯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戈迪默的《贵客》和阿契贝的《荒原蚁丘》等。这种创作手法的由来，是因为非洲各国“虽然有着巨大差异，但组成它的国家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这种殖民历史的相似性又促成了“对基本种族身份和团结的认可，即一种内在的‘非洲性’”。同样，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也因殖民历史影响和居住国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具有某种相似性，并由此进一步丰富了非洲性的内涵，使其成为联结非洲大陆和非洲流散文化的桥梁。古尔纳等当代非洲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问题，不仅仅是以共有经历来对抗殖民历史，更是意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亦是如此，虽脱胎于西方殖民历史，但却更加面向未来，在历史书写中不断自我革新，成为新时代非洲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二、非洲文学的现实语境与流散性
2021年获奖的非洲作家，不论身处非洲还是客居他国，都热衷于探讨种族歧视、身份认同、家园归属和文化冲突等流散话题。事实上，这种关注异质文化张力的流散特质，一直是非洲文学潜在的重要属性，也是非洲性最为突出的当代表征。这不仅仅是西方殖民遗留的文化症候，更是非洲去殖民书写的现实诉求。法农认为，“所有的剥削形式都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应用在同一个‘客体’人上”， 都是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所以剥削并不是殖民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固有成分。去殖民并不是一个随着殖民地解放而结束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持续的人道主义工程和世界性政治议题，其最终目标是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寻求对人的解放。所以说，非洲文学的去殖民历史书写，会天然地呈现出融本土情怀和世界意识为一体的流散特质。
非洲文学的流散性，并非只是传统意义上因地理位置徙移而产生的异质文化张力，而是具有多种特殊样态。除了移居他国的“异邦流散”，还存在非洲原住民的“本土流散”和白人移民后代的“殖民流散”，以及在他国和祖国之间频繁往返居住的“异邦本土流散”。但不论何种流散书写，都以富有非洲本土特色的语言艺术、关心社会时政的家国情怀叙事和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问题为探讨旨归，呈现出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人的解放的多元化书写，从而丰富了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样化存在。
非洲文学用语徘徊于欧洲语言和本土语之间的流散特征，是非洲文化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典型语言表征。非洲文学究竟该以何种语言写成，是否该用欧洲语言即殖民者的语言进行创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是非洲作家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在同为“异邦本土流散”的阿契贝和恩古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阿契贝认为，由于殖民历史影响和多民族社会的沟通需求，“尼日利亚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文学是或将是用英语写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标准英语亦步亦趋，而是要致力于“打造一种既通用又能承载其独特经历的英语”。在他看来，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开山鼻祖阿莫斯·图图奥拉1952年以尼日利亚皮钦英语（Nigerian Pidgin）写成的《棕榈酒鬼历险记》正是这样一部典范之作。恩古吉则从文学受众出发，认为民族文学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非洲作家应当以一种能与非洲农民和工人进行有效交流的语言进行写作，换言之，他应该以非洲语言写作”，因此恩古吉本人在创作完4部英语小说之后，便开始用吉库犹语（Gikuyu）写作。阿契贝和恩古吉的语言观虽因出发点不同而有差异，但都意在通过语言革新来推动民族文学的生成。阿契贝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将欧洲语言进行本土化改造，恩古吉则希望通过本土语言的文学创作来培育民族语言。事实上，不论是阿契贝还是恩古吉，都非常注重文学语言的本土性和世界性表达。恩古吉表明用本土语创作并不是排斥其他语言。他虽用吉库犹语创作，但随后会将其翻译成英语，以此来实现本土语文学的世界性传播。
以本土化的非洲经验和表达方式来改造欧洲用语并将其化用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新型语言，是许多非洲欧洲语作家的创作特色。虽然这些作家因殖民流散、异邦流散、本土流散和异邦本土流散而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但都试图以各自的非洲经验来进行语言革新。
作为白人移民后裔的南非作家戈迪默，因其殖民流散属性，在早期文学创作中倾向于在英语传统下以规范英语进行写作。在其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她发现自己之前的创作有种“不恰当的外来引入态度”，无法恰如其分地传达南非经验，于是她开始寻求各种方法来打破英国文学传统，表达南非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戈迪默开始以糅合了阿非利卡语（Afrikaans）和祖鲁语（Zulu）等本土化表达的南非英语进行文学创作，认为非洲文学的核心在于写作过程中的“非洲中心意识”，因此“非洲写作是非洲人自己以任何语言进行的写作，也是与非洲人有着共同非洲经验的其他人的写作，无论其肤色如何，只要其心理与精神是由非洲而非世界别处塑造而成”。和戈迪默一样，南非作家库切和加格特虽然都有着殖民流散者的深刻烙印，但一直在用南非英语和南非经验来打破英国文学或西方文学传统的束缚。
身为异邦流散者，古尔纳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未采用标准英语，而是混杂了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多种东非本土语言的移民英语。古尔纳有着非常明确的语言改造意识，关注非洲经验对殖民语言的本土化改造：“本地人使用英语，不仅没有产生依赖性，反倒取代了后殖民主体与殖民语言和殖民文化的关系，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本地人叙述的内容将会挑战帝国主义叙事，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颠覆和抵制欧洲扭曲的话语”。因此，尽管客居他乡多年，古尔纳依然在记忆中的故乡实践着语言层面的去殖民进程。
莫桑比克葡语作家希吉娅尼是非洲本土流散的典型代表，其创作体现了本土作家在世界性语言和本土化表达之间的摇摆摸索过程，具有浓厚的本土风情，不仅夹杂了班图语和莫桑比克方言，还采用了非洲口述传统的叙事方式。希吉娅尼并不是天然的葡语作家，她的第一语言是隶属班图语系的乔佩语（Chopi）和荣加语（Ronga），完全可以用来进行文学创作，但她之所以选择葡语，是因为莫桑比克本土语言作品的潜在读者很少。她曾表示：
我不想用葡语创作，也不想成为葡语作家，我只是想成为用葡语进行创作的非洲作家。在成为非洲葡语作家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无法将某些事情以自身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因此必须重新改造语言。
她的代表作《爱之舞：一夫多妻制的历史》（Niketche: Uma História de Poligamia, 2002）中的“Niketche”就是莫桑比克北部的土著语言，而这样的方言术语在小说中多达44个，并由此形成一个词汇表，将葡语进行了本土化革新。希吉娅尼常常称自己不是小说家，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所践行的是非洲传统说书人格里奥的艺术技巧。
不论以何种语言进行写作，非洲文学的非洲性对“人的解放”的去殖民需求，使得现代非洲叙事不同于西方囿于内部世界的个人书写，而是具有强烈的外部世界参与感和社会变革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都是在寻求“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相较于西方作家过于关注个人自我的内心故事，非洲作家更喜欢讲述关乎时代命运、具有家国情怀的外部故事。在与苏珊·桑塔格的一次对谈中，戈迪默谈到“英国作家好像差不多整个地回避了外部世界”，并奇怪于英国作家为何会对1984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避而不谈。非洲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意在反映生活，更期望以文学创作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参与政治文化建设。在阿契贝看来，艺术和教育都是文学的重要属性，作家不能因为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而“逃避本应履行的再教育和精神再生的职责”。 同样，索因卡也非常注重作家在社会中的文化自省功能，认为“如果作家不能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挥良心的功用，他就必须意识到他的选择，要么是在完全否认自己，要么是在倒退，变成编年史家或是验尸外科医生”。
2021年布克奖得主加格特虽然声称“小说是一种记录方式，而非变革媒介”，但事实上他的小说《承诺》（The Promise，2021）关注了南非由来已久的土地归属问题，并通过故事情节的演绎暗示了社会改革方向。《承诺》围绕一个阿非利卡农场女主人的临终遗言展开。女主人承诺要将一处房产赠予家中黑仆，然而这一“承诺”历经家族中的四个葬礼才最终得以实现。在南非的现实生活中，历时半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虽已废除，但土地依然大都由南非白人掌控，未能回到南非黑人手中，并由此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加格特曾说：“土地的话题——谁拥有，谁曾经拥有，未来谁该拥有——如今是南非政治生活的核心话题”。事实上，因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而产生的土地问题，一直是南非政治的核心话题，并进入南非文学形成独特的“农场小说”（farm novel）写作传统。除了《承诺》，另外三部曾获布克奖的南非小说——戈迪默的《自然资源保护者》以及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耻》——都是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农场小说”。在《自然资源保护者》中，戈迪默通过一具黑人尸体在白人农场的显现和埋葬，暗示了黑人对土地的天然所有权；《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通过有色人迈克尔·K返回母亲出生农场途中的种种磨难，揭示了种族隔离时期非白人争取土地权利的艰难历程；而在《耻》中，阿非利卡女农场主露茜嫁给了黑人雇工并将农场交其打理，以归还土地的形式完成了白人对耻辱的种族隔离历史的忏悔。
非洲作家关心当下时事政治，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一方面是对反殖民解放斗争时期革命文学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是非洲本土哲学思想中人性认识论的反映。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普遍信仰一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思想，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乌班图”（Ubuntu）。乌班图是祖鲁语，意思是“一个人只有通过他人才能成为人”，即人性的本质在于通过他人来达到自我完善。这种强调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集体观念使得非洲作家特别注重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非洲作家的流散特质和乌班图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他们的本土化叙事具有世界意识。当代非洲作家作品主题有不少与全球性社会问题相呼应。希吉娅尼小说中常见的性别话题，在某种层面上应和了当前新形势下的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2017年“我也是”运动（Me Too Movement）中对受害女性打破沉默、勇于发声的呼吁。布巴卡尔·迪奥普的获奖小说《穆兰比：枯骨之书》（Murambi, le livre des ossements，2000）中的“卢旺达大屠杀”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当前种族歧视问题加剧的暗示，令人不禁回想起2019年席卷全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一些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全球性问题似乎都能在非洲找到回应，“因为今天非洲的情况和全世界都一样；这不是个别人类失败的悲剧，而恰恰是人性的崩塌”。
三、非洲文学的内在对话与混杂性
非洲文学年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或许是因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精神内核，即非洲性中融传统和现代、地方和世界、过去和未来为一体的文化混杂性，及其所带来的有如中国先贤所提倡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内在对话机制。非洲文化海纳百川，自古信仰多神，对源自不同文明的思想和价值观兼容并蓄，由此成为包容万象的“文化大集市”。非洲性亦是如此，虽形成于非洲人对历史身份重建和去殖民书写诉求的共同愿景，但其命意并非寻求一种集体叙事，而是在非洲各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对话中创造了多种样貌的非洲叙事，并因此形成了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对话的天然优势，进而在世界文学的内在对话中促进了多样化非洲文学的成长。
非洲文学是非洲各国文学的有机集合体，并因其共同体意识而具有天然的内在对话机制和文化多样性。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非洲文坛一片欢呼，上百位非洲作家随即纷纷向其致贺。这些贺词齐声同赞，虽都将其视为共同的非洲荣耀，但又从各自国家、民族、性别、语言和文化等不同视域展望了非洲文学的未来，体现出非洲文学的多样性，是非洲性和而不同的体现。然而，这种多样性并非只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的民族文化差异，也是非洲去殖民诉求的必然结果。许多非洲学者“呼吁要更为积极地表达‘非洲性’这一面向未来的理念，这就要求‘非洲性’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异质性，从而揭穿种族理论和文化同质性理论”，让西方话语构建出的单数非洲文学（African literature）还原为本真的复数非洲文学（African literatures）。
非洲文学的文化混杂性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对话，是去殖民性的“和”与流散性的“不同”的对话结果，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去殖民性的“和”是基于非洲人的共同愿景，源于将被殖民者还原为人的集体诉求，深受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影响，都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流散性的“不同”是对西方凝视下的单一叙事的解构，是对非洲这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14亿人口的大陆上的不同个体、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处境的多样化呈现。正如尼日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格博所言，“现代非洲人已不完全是本土文化的产物。现代非洲诗人试图表达的现代情感本质上是很复杂的，是一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有些是本土的，有些是外来的，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现代的”。这种对人的本性的复归需求，使非洲文学在各国民族文学的本土化进程中实践着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文化价值观，并由此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样态：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非洲文学因文化混杂的世界文学属性而具有与其他国家文学文化对话的天然优势，但也因此时刻处于一种在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摇摆的诗性正和博弈状态。非洲与西方的文学对话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各异，呈现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文明互动发展态势。这种文学对话博弈可以从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和古尔纳等非洲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获奖理由和授奖词中略见端倪，也可从非洲文学的百年获奖历程中窥见其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诗性正和博弈为非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使其在世界各国文学文化的交流互动中，让原本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走向逐渐多样性的世界文学，进而走向真正的文明互鉴。
从瑞典学院对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的授奖词中，可以看到西方将非洲视为“反者”和“弱者”的隐性话语构建，以及两种文明对话所产生的文化之“动”和文学之“用”。从最初对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关注，到随后淡化非洲文化的存在，以及当前对非洲与西方的政治历史关联的强调，无不显示出西方文化界对非洲文学的文化混杂性欲说还休的暧昧态度。
索因卡和马哈福兹两位非洲作家，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与西方文学传统的羁绊是其获奖的重要缘由。两人的获奖理由分别是“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的色彩塑造了生活的戏剧”和“构建出一种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叙事艺术”，都强调了其文学创作的宏阔文化视野，似乎是对世界文学理念的响应。然而，从授奖词中可以发现，所谓的世界文学理念实际上是一种旨在将非西方文学成果纳入西方文化传统进行考察的偏狭思维。在对索因卡的授奖词中，瑞典学院除了提及非洲文化的影响，还重点强调他“熟悉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熟知杰出的欧洲文学”。同样地，马哈福兹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这种以西方正典为参照和依据、以西方文学传统为导向的评判话语是大多数西方学者衡量非洲文学的惯用标准。
随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非洲作家依次是1991年的戈迪默和2003年的库切。他们都是南非白人作家，常常因自身殖民后裔身份和殖民流散特质而让人忽视其文学创作的非洲属性，有时甚至不被视作纯粹的非洲作家。这一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评价戈迪默时，瑞典学院认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后果”和“政治上的卷入感”是她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并就其作品中的白人经历进行评价，淡化了非白人的南非本土元素。在评价库切时，除了围绕其作品中“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主题进行阐述，更是强调了他对笛福、康拉德、卡夫卡和贝克特等西方文学传统的承继。在他们的授奖词中，非洲不是文学魅力的文化源泉，而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场所，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时隔近20年，非洲文学再次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奖者是身份介于非洲流散者和英国移民定居者之间的古尔纳。相较于前几位非洲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古尔纳获奖理由中的“殖民主义的影响”和“文化和大陆夹缝中求生的难民的命运”更是直白地凸显了西方与非洲之间的深层历史关联。在“殖民主义”和“难民”这些富有政治意味的话语牵引下，非洲文学的文学性再次受到压抑，而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层面的意义却愈发醒目。事实上，将非洲文学视作非洲历史的脚注，认为非洲文学政治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一直以来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将非洲文学他者化的一种研究偏见。
这场诗性正和博弈，虽说表面上是以西方文化为评判标准，侧重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学文化的学习吸纳，暗示非洲为文化“反者”和文学“弱者”，以西方话语来实践帝国文化中心对边缘区域文化的规范和归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非洲文学“反”和“弱”之中所蕴含的强劲生命力，即从边缘进入中心过程中伴随着解构帝国文化而起的颠覆之力。事实上，西方对非洲文学的奖项授予正是伴随这股颠覆之力而起，而非洲文学也因“反”而获瞩目，因“弱”而受锤炼。
非洲文学最初在西方获奖正是物之“反”而起的“道”之变。非洲文学获奖最早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1921年，法国人将龚古尔文学奖颁发给黑人作家勒内·马兰（René Maran, 1987-1960）。马兰虽然不算非洲人，但其作品传达的正是非洲精神。他出生于圭亚那，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接受教育，年少时常去父亲工作的非洲旅行，后在法属赤道非洲担任殖民地行政长官多年。他的获奖小说《巴图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说》（Batouala: Véritable Roman Nègre, 1921）讲述了非洲酋长巴图阿拉的临终岁月，并因批判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暴行而在法属殖民地被禁。塞内加尔国父、诗人列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 1906-2001）称马兰为“黑人精神运动的先驱，因为马兰的美学引发人们对非洲传统文化重新进行积极评估”。 或许正是因为马兰这种介于法国和非洲的特殊属性，法国才将文学奖授予他。这既显现出“帝国”的包容和嘉奖，又是对殖民地反抗情绪的抚慰。正如萨特所说，在殖民统治者看来，这些反抗性的文学创作不过是殖民教化过程中的呻吟和牢骚，尽可“让他们去大喊大叫，这样会使他们好受点；爱叫的狗不咬人……我们鼓励这些伤感，把龚古尔奖授予一个黑人，我们并不觉得是件坏事”。毕竟，鼓励殖民地人民以法语写作并使其接受教化，一直是法国在殖民地实施文化直接统治的策略和目的，而龚古尔奖再一次授予非洲文学还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毕竟，偶然性的奖项授予并不会动摇帝国文化的稳固地位。
非洲文学在对话中磨砺成长正是物之“弱”而生的“道”之用。在反殖反帝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觉醒意识，是非洲文学颠覆之力的重要源泉，也促进了非洲各国民族文学的爆炸式增长。非洲文学开始陆续获得西方文学奖项的青睐。这些来自前殖民统治者的文化荣誉，似乎是西方在帝国崩塌后的文化内省，但也包含了对殖民旧地的文化示好。事实上，非洲各国独立之后，西方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和话语建构。许多非洲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本国经济和出版业的限制，都要通过西方出版界进行出版、发行和推广，从一开始就经过了西方文化趣味的检视、筛选和剔除。对此，索因卡曾有一番形象生动的描绘：
外界的好奇心远远超出他们的批判能力，而出版商们像仁慈的秃鹫一样盘旋在尚为胎儿的非洲缪斯身上。只要号令一下，他们便会将其撕扯得七零八落，用强大的翅膀鼓动着平凡和平庸中的幻觉意义。
虽然受到西方出版界的诸多限制，但许多优秀的非洲作家并未屈从西方出版业的要求，也拒绝改变作品主题和风格来迎合主流读者，总是力图通过对非洲生活经历的复杂精微的真实描写，来打破西方单一想象中的非洲性，同时构建非洲本土的多元文化表达。
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文学是人学，以“人”为中心。从单数的非洲文学到复数的非洲文学，从被西方言说到自我言说，非洲文学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不断磨砺成长，并在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诗性正和博弈中逐渐化被动为主动，践行着对“人的解放”的去殖民诉求，在把被殖民者还原为人的过程中，打破了他者话语中僵化的单一面貌，呈现出非洲文学原本鲜活的多样文化。我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亦当注重以对话还原多样文化，毕竟“非洲文学研究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意义一样，都是为了打破单一和固化的刻板状态，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全方位呈现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
四、文学对话、潜对话与文明多样性
2021年的非洲文学热潮并非偶然事件，它是非洲与西方之间百年文学对话和诗性正和博弈的世纪回响，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诗与思”多重对话的历史合拍。非洲文学中关注人的解放并由此衍生的非洲性，使其包容多种宗教观、历史观、价值观、哲学观和美学观，具有介入世界文学对话的天然优势，并在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新，塑造了现代非洲的多元文化共生共栖理念，与我国百年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遥相呼应，共同驳斥了以文化单极为导向的占据西方主流思想的“文明冲突论”，预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未来发展方向。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非洲与中国同属东方文明，崇尚“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同为一体，人与万物共生共长。非洲的“乌班图”哲学认为“万物共连相识”，“要从自然平衡寻求完整统一，窥见万物能量之流”，“尊重万物之灵”，“崇敬自然之法”，“尊敬与生者同存于平行世界的死者”。然而，西方的共生意识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虽然已发展成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共生理论，但目前在西方占据主流的还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
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的强大执行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间。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面对这一观点，非洲文学借助自身的流散特质，以文学对话实践文明对话，在对话的诗性正和博弈中，向西方展示了东方文明中“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共生共栖理念。
非洲与西方的文学对话实际上是潜在性的文明对话，而非洲文学作品在西方获奖其实是不同意识形态在彼此价值观念中思量取舍之后的博弈结果。西方屡屡青睐非洲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出于二者的历史关联，更重要的是，非洲文学背后的东方文明具有谦和包容的共生共栖理念，不仅以自身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和吸纳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更有效地缓解了西方文明因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违背人的本质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心理症结。当然，这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潜对话并非时刻进行，也并非顺畅无碍，而是受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影响，处于一种时断时续的曲折性生成过程中。从1921年非洲文学首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到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在整整一个世纪里，既有个别非洲作品零星获奖的偶然性对话时刻，亦有非洲文学爆发式获奖浪潮的必然性对话时期，而获奖浪潮的出现往往是历史重大变革之下潜在性文明对话的显性表现。
非洲文学在西方的第一次获奖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适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关键期。获奖的引爆点依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即1986年索因卡获奖，并由此将非洲文学引入世界文学舞台。这一年，尼日利亚诗人尼伊·奥桑达尔获英联邦诗歌奖（Commonwealth Poetry Prize），安哥拉诗人安东尼奥·贾辛托获日本野间非洲出版奖（Noma Award for Publishing in Africa）。1987年，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凭借小说《圣夜》（La Nuit sacrée, 1987）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紧接着就是马哈福兹和戈迪默分别获得1988年和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场非洲文学获奖潮显然与当时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变化有关，特别是与冷战过程中双方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有关。这一时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一些原本进行社会改革的非洲国家纷纷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开始寻求新的国家发展道路，也为西方的文化示好提供了绝佳契机。这一时期的获奖浪潮实际上是西方文化顺差下的主动性文明对话，是西方文明试图以自身良好的发展态势来牵引非洲文明文化的未来走向。
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是上一次非洲文学获奖潮的历史再现，也是全球各界政治经济力量在文学领域进行文化角逐的权利关系的体现，但又与此前获奖浪潮有所不同，显现出不同的文化交流趋向和文明发展态势。获得2021年龚古尔奖的萨尔虽然认为获奖并不是因为自己来自非洲，但也并“不否认此类奖项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意图”。他的获奖作品《人最秘密的记忆》恰巧就是一部有关西方学界对非洲文学态度暧昧的故事，“描述了前辈非洲或非洲裔作家在法国文坛的处境：一种有时舒适但常常屈辱的模糊状态”。故事围绕主人公无意中发现的一部奇书展开。这部奇书由一位人称“黑人兰波”的塞内加尔作家写成，曾荣获西方文学大奖，但却遭遇抄袭指控而被历史遗忘。故事取自真实历史人物，即小说扉页题献上的马里作家杨博·沃洛格姆。沃洛格姆因其1968年的小说《暴力的义务》而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非洲黑人，一度声名大噪，后却被指控抄袭西方作家作品。沃洛格姆辩解无效，最终退出文坛。通过这场文学秘史的探寻，萨尔揭示了文学背后的殖民主义、非洲与西方的历史关联以及西方文化界对非洲文学的塑形与操控，同时也借揭秘之旅的叙事形式注入了颠覆叙事权威的解构之力，形成一股以文学文化对话进行诗性正和博弈的叙事暗流。对于自己的作品获奖，萨尔认为，“不应该把获奖理解为一种罕见珍贵的伟大恩典。如果把这视为一种常规中的例外，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改变，获奖不过是对规则的一次简单豁免，很快我们又会回到旧秩序中”。重要的是如何将例外变成常规，把旧秩序变革为新秩序。萨尔寓言式的文学书写揭露了当代西方文化的殖民本性，而西方对萨尔批判式书写的认可则显露出一种文化自省式的对话渴望。由此可见，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非洲文学获奖浪潮相比，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实际上是西方文化逆差下的被动性文明对话，是西方文明试图借鉴吸纳非洲新型文明成果以突破自身发展窘境的突破性尝试。
不论文学对话及其潜在性文明对话中呈现何种文化流动趋向，这类对话的多次发生及其背后价值观念的兴衰起伏，实际上都是人性之诗与人类之思的多重历史合拍的结果，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之兆。在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文学奖项早已不是单纯的艺术审美价值判断，而是基于各种资本力量的文化较量。文学奖项，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口中的“象征资本”，已成为各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竞技的附加文化力量，在角逐过程中起着对话与形塑的功用。从非洲文学的获奖历程来看，西方文学奖项授予的时间节点，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1921年，龚古尔奖第一次授予黑人作家时，正是一战结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之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兴起之际，此时非洲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开始萌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理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恰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正酣之时，非洲各国的国家建设正面临两种道路选择的挣扎，而非洲文学就在彼时迎来西方的授奖浪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掀开了一场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持久战，更是在疫情治理中暴露出西方文明的乏力和疲态，预示了世界力量格局的新变化。2021年的非洲文学年，何尝不是历史变革之下西方文明危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渴望与呼唤？
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亦在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学对话和潜在性文明对话中开始大放异彩。近十多年来，我国作家开始受西方文化界关注并屡获国际文学奖项：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捧得科幻文学界最高荣誉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此外，韩少功、余华、王安忆、铁凝和毕飞宇等曾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并获其他国际文学奖项提名。这些荣誉预示着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走向并一定程度上走进了世界。2014年，许渊冲获国际文学翻译领域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标志着国际翻译界对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认可。在当前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同为第三世界文学，都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话之时，中国文学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非洲文学所经历的话语形塑和文化规约。西方国家为中国文学颁奖，难免会在获奖缘由中裹挟一些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会出现游离作品之外的另类解读倾向。如何在诗性正和博弈过程中构建自己民族文学的世界性表达，实践中国文学文化的主动性对话，丰富世界文学的多样性构成，或许可以从非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窥得一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家获奖大都是在2010年之后，这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不无关联。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开闭幕式的文艺演出，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传统魅力和现代活力，更加激发了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并由此推动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海外传播。世界性事件引发文化传播，而文化传播的生命力则有赖于文学作品的海外推广。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始向全国征集中华学术外译书目，随后逐年加大资助力度，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又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如何在传播中避免文化接受者的误读和单一想象，如何丰富文化主体的整体形象，如何在与他国的文化交流中促进自身文学文化的有机生长，这些都可以从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中得到启发。2022年，中国的冬奥会势必再次引发世界性的中国文化浪潮。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不仅是奥运精神的传承体现，更是求同存异、守望相助、共建美好未来的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世界宣言，与非洲文学的非洲性一道，共同彰显了文明新形态破土萌芽的核心理念。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在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的新冠病毒肆虐之后，面对后疫情时代这一呼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殊时期，如何像非洲作家那样讲好自己的故事，如何以包容、开放、平和但又绝不会失去自我的心态去面对和描摹世界性问题，是中国学者、作家和文化传播者所应思考的问题。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是对待世界文明的四条基本原则。2022年4月9日，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首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深入探讨了中非文明对话中的“和”的文化理念及历史新时期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与和谐共生的迫切需求。毕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非洲文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论调可以休矣，“文明冲突论”可以止矣，民族优越论可以停矣，文化隔阂可以消解，民族嫌隙可望根除，种族歧视等问题可以解决；地球足够大，容得下更多人类；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足够大，容得下沿岸诸国；地球的资源和潜能还有待开发，人类的潜能还有待开发，太空和外太空的资源还有待开发，地球人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国强必霸”的旧逻辑到了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明新形态所取代的时候。只要认识到人们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是休戚相关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就完全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明天，走向更好的未来。
余论
新时代更需要回归文学，更需要建构真正的世界文学，更需要有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在内的包括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多样性的世界文学，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够跨越国界，消弭隔阂，洞穿成见和芥蒂，超越功利和世俗，有助于文明互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
非洲性的文化寓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文化共同体，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我们应该从非洲文学流散属性所孕育的本土性和世界性表达中学习、借鉴和培育能让我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故事主题、语言风格、叙事艺术和美学理念，从非洲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诗性正和博弈过程中汲取历史经验、开拓国际视野并丰富世界文学文化多样性。
非洲性的文学书写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文学共同体，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学。需要强调的是，和世界上的“非主流”文学特别是非洲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非主流化，处在世界文学文化的边缘地带。就像没有非洲文学就不能谈世界文学一样，没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让中国文学走进世界并融入世界，使世界文学更加名副其实，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东西对话。
非洲性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一定要构建生态共同体，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天道有常，人类要学会谦卑和敬畏，洪水、飓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已经无数次告诉人们，新冠病毒再一次告诫人们，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乃至控制永远都是相对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人对天地人等自然万物的认知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万物有灵，非洲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重亦是人类理应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在自然万物面前，人类不可毫无节度，必须心存敬畏。只有这样，生态平衡才能根本恢复，应对气候变化的碳达峰碳中和才能实现，人类乃至万物所需的水、空气和土壤才会保持稳定。
非洲文学的非洲性还告诉我们，要以意识形态对话取代意识形态对立，以文明互鉴取代军事占领或冷战，以文化多极和多样性取代文化单极、单一与单向性，以命运共同体取代我行我素、故步自封、任性而为和各自为政。以古尔纳小说为代表的当代非洲文学对殖民历史及其带给非洲人民的身心创伤表现出足够的容忍度和宽容度，也以内涵丰富的非洲性表现出对文学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以及人类美好未来的期许和希冀。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致辞中，冬奥组委主席蔡奇提及奥运会的魅力“就是跨越差异，促进相互包容和理解”，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奥运会让我们保留多样性的同时，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的相互理解”。人类能够创立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在这个体育共同体里友好竞争，和谐共处，当然也能够创立文学文化共同体，并在这个共同体里实现文明互鉴，共同进步，共栖共生，同舟共济，一起向未来。
作者：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4）；李丹，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杭州3100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P163—P184
责任编辑：张跣 马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