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海蒂
因泾水得名的泾川，乃“长安畿辅、关中襟要”，扼陕甘宁之交通枢纽，居丝绸古道之要冲，系佛学东进西渐之“桥头堡”，为华夏文明之腹地，是祖国大西北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
泾水，正是成语“泾渭分明”中的这个“泾”。李白有诗云：“豳谷稍稍振庭柯，泾水浩浩扬湍波。”泾川闻名于世，不仅由于泾水，更因为西王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母娘娘。相传王母娘娘掌有不死之药和长寿蟠桃，是中国女仙之尊，也是最神秘的女君主。三千多年前，泾川是西王母古国境域。
泾川回山上的“回屋”，乃西王母居住地，也是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处。它就是王母宫。汉武帝巡幸泾川时，因见回山之巅云浮五色，与梦中西王母降临汉宫时情景相似，认为是西王母在此显灵，遂建之以纪念。王母宫平面呈“回”字形，宋代、明朝都曾重修。理所当然，它是国内外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西王母文化建筑群，遗留下大量历代诗颂、典籍记载、碑铭文物，其中三个碑刻极为珍贵，它们是：北魏“南石窟寺之碑”、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元“镇海之碑”。“一碑三刻”的瑰宝级“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碑文记述了有关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以及与汉武帝相会的传说。
遗憾的是，对西王母与东王公的相会情形，传说语焉不详。在我的感觉中，西王母娘娘那可是风情万种，在史书记载中，东王公是代表“阳”的男神，这“金风玉露一相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周穆王、汉武帝也都在王母宫见过西王母，不过官方舆论和民间传说对他们用的词是“拜谒”。既是拜谒，自是执弟子礼甚恭。
回山南麓有瑶池，是西王母的宫庭，传说中的西王母办蟠桃会大宴群仙之地。据出土于王母宫南侧的明代碑刻记载，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西王母都要在瑶池举行蟠桃大会宴请众仙。现如今，每年这一天，信众都会在回山王母宫自发组织祭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两千多万西王母信众，最新的大数据显示，这个数目还在不断被刷新。
瑶池，也是西王母与周穆王欢宴之地。多愁善感的晚唐诗人李商隐，游览瑶池胜景时，触景伤情，挥毫咏叹：
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李商隐曾任职于泾川。任职泾川的历史名人还有：北魏名将奚康生、隋文帝之父杨忠、唐代名臣段秀实、北宋文豪范仲淹，以及从泾川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成就了范仲淹不朽名篇《岳阳楼记》的滕子京等等。
“镇海之碑”也非常了得，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圣旨碑，碑文用八思巴文镌刻，是极为罕见的八思巴文元碑珍品。该碑原立于城关镇水泉寺村水泉寺。元代，水泉寺的名称是“华严海印水泉禅寺”，镇海碑上的内容，就是忽必烈诏令保护该寺的圣旨。圣旨碑碑头阳刻“镇海之碑”字样，意即藉此圣旨镇抚华严海印水泉禅寺，正面阴刻八思巴文碑文，大意为：忽必烈为泾川华严海印水泉禅寺颁旨，诏令皇室、地方官员、使臣、军人保护该寺，不要侵犯僧人的寺院、房舍、马匹、水土、碾磨等，同时要求和尚不要依仗圣旨做越轨的事情。庄重古朴的镇海之碑，是中国历史上蒙、藏、回、汉等民族大团结的真实见证，也是忽必烈维护和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见证。
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王母宫多得数不胜数，泾川王母宫才是第一真宫，被誉为“天下王母第一宫”。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有诸多史料、碑刻、古迹、民俗作证。台湾有很多民间信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就是西王母信仰。一九九〇年，台湾二百多西王母信徒组成“朝圣团”，考察了山东泰山、新疆天池、泾川回山的王母池，最终，泾川回山遗址被认定为西王母发祥地，从此，台湾信众络绎不绝前来朝拜。信徒们将显灵圣像恭送至“回屋”安放，捐资修葺复建瑶池。
祖祠重辉，善果再续。台湾重要政治人物、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为在泾川举办的首届“华夏母亲节”题写墨宝：西王母乃华夏之尊母。
我抵达泾川的那天，正好台湾三百多位西王母信徒乘坐包机到来，在西王母显灵神光圣像前，他们齐刷刷跪拜的景象让我难以忘怀。全世界的西王母信徒会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参加泾川每年一度的“西王母盛会”，台湾朝圣团是回山上必定出现的一道风景。泾川回山王母宫，已成为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两岸同胞对西王母的共同信仰，极大地丰富了这一传承数千年的华夏文化。
本是同根生，华夏共尊母。华夏母亲，德泽两岸，光耀千年。
国境线内，所有的千佛洞都开凿在丝绸之路沿线 。“回屋”旁依山开凿的王母宫石窟，属于北魏时期的佛教石窟。窟内原有大小佛菩萨雕像一千余尊，现存两百余尊，雕像和壁画都精美绝伦。窟外有木质四层凌云飞阁，十分庄严。王母宫石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名窟，具有很高的佛教文化考古价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风丽日的早晨，我来到泾河北岸，俯视“泾水浩浩扬湍波”，瞻仰崖壁上的南石窟寺。
据“南石窟碑”记载，南石窟寺也开凿于北魏时期。寺内“七佛一堂”的排列格式，除泾州外举世无双，代表着中国佛教石窟的另类艺术形式；寺顶雕像造型生动，是艺术珍品。寺中只有四号窟是在唐代开凿的，石窟正中供奉着文殊、普贤、观音三大菩萨，两侧壁画有十八罗汉，菩萨和罗汉皆栩栩如生。泾川南石窟寺与庆阳北石窟寺并称为“陇上石窟双明珠”，早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沿泾河两岸，以南石窟寺为中心，有各类石窟群、龛六百多个，组成世所罕见的“百里石窟长廊”，令人叹为观止。所谓“西有敦煌莫高窟，东有泾川大云寺”，其实不尽然，在我看来，泾川的佛教石窟，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艺术性来说，并不亚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这“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当然，大云寺的确名不虚传。
如果说，敦煌是一座佛教艺术的宝库，那么，泾川就是一处佛教信仰的宝藏。尤其是有大量史书详细记载的大云寺，更是非同凡响。
泾川大云寺的来历实在不简单。先是因为隋文帝效仿印度阿育王，在六十大寿这天，下诏在全国建三十座舍利塔以“弘法护教”。时属长安门户、京畿之地的泾州（泾川旧称），遂建大兴国寺、舍利塔及地宫。据《大藏经》记载，隋文帝分给泾川大兴国寺十四粒佛舍利，由高僧奉送而至。在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舍利事件，就是阿育王建塔和隋文帝分舍利，二者都与泾川密不可分——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记载，阿育王第九塔建于泾州姑臧寺。
建成大兴国寺三百年后，武则天登基称帝。这个嫁过两个皇帝、生过两个皇帝还嫌不过瘾，干脆自己做了皇帝的奇女子，大概认为是佛祖菩萨保佑了她，终生笃信佛教。女人就是女人，即便自诩“日月凌空，普照大地”，终究脱不掉女子心性，即便念经，武则天也推崇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武则天敕令诸州兴建大云寺，以珍藏“授记天女未来做女王”的奇书《大云经》。于是，泾州大云寺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动工之际，发现了地宫和佛骨舍利，武则天视为大吉大利，大赐奇珍异宝，命工艺大师做成金棺银椁铜匣，再配以石函，将佛骨舍利重新瘗葬放入地宫，建塔供奉。
历史风雨无坚不摧，隋唐修筑的佛塔无存，但地宫遗址尚在，世间珍品金棺银椁犹在，至尊至贵的佛祖舍利无损，这是泾川之幸。
当年，八十高龄的郭沫若亲自鉴定泾川大云寺出土的佛舍利，将其评定为国宝级文物，刻字“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的石函，更是被郭老奉若至宝，其竟言“舍利石函，贵在石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称：泾川大云寺地宫和石函中的金棺银椁铜匣，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引入佛教，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瘗埋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在佛教考古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想起十多年前，泾川大云寺出土的佛舍利进京、首次在国内公开展示的情景：在“中国的文明——世纪国宝展Ⅱ”展厅，每位瞻仰者只能停留三十秒，现场气氛肃穆而神秘，前来拜谒者络绎不绝。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代表，泾川大云寺佛舍利及其五重套函，还曾多次到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巡回展出。
后来，就在大云寺西侧，北周时期的宝宁寺遗址也被挖掘了出来，也出土了佛舍利套函，内有佛舍利数十粒。
二〇一二年的最后一天，又是几位劳作的农人，也还是在不经意间，挖出了两个佛像窖藏，其中有真金贴面的佛头造像。九天后，再次意外发现两座地宫，其中一座为宋代龙兴寺地宫，地宫内的陶棺盛放着“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让世人叹为观止。这一重大发现，被国内学术界一致认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
还没有哪个地方像泾川一样，在短短五十年内先后三次发现佛舍利；也没有哪个地方像泾川一样，先后有过十四位帝王下诏或敕赐兴办佛事。泾川出土、现存的舍利塔遗址、佛舍利、石窟、佛像等，达一千五百多处，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世间少有。兴造铜佛像，也是泾川开了先河。泾川发现的鎏金华盖四件组装铜佛像，或是国内最早的铜佛像。
如此密集的佛教文化遗存，如此丰盛的佛教文化资源，充分证明：佛教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泾川首当其冲；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泾川举足轻重功莫大焉；泾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之后的佛教文化中心，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泾水浩浩，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泾川子民。泾川大地，熠熠生辉。仰望苍穹，泾川历史的天空，漫天神佛星斗。
来到泾川，喝过泾水，从民俗角度探究过泾川百姓的生活，对于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对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丝绸之路的伟大功绩，对于佛道共融、万法归宗的民间信仰，我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作者简介：杨海蒂，《人民文学》编审，兼任三毛散文奖、方志敏文学奖、丁玲文学奖、“大鹏杯”全国生态文学奖、《羊城晚报》“花地”散文排行榜等评委。著有文学和影视作品多部，作品入选数百种选本、选刊、年鉴、排行榜、教材教辅读本，并被应用于高考和中考试题；部分作品被译介国外；获丰子恺散文奖、丝路散文奖、北京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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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冰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