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占东
一头老牛拉着犁铧，慢腾腾地游走在苍宇之间。
一群民夫高举石夯，一锤一锤让一道边墙延伸于崇山峻岭之中。
站在老牛湾的古堡上，看大河里的汤汤之水顺着岸畔两边的石崖从遥远的天际中款款而来，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能圈住一壕天上之水的大峡谷，竟会与拉犁的老牛有关！再看山崖之上沿河修筑的已经残破的高墙和依旧岿然不倒的烽火台，你无论如何会惊叹这危崖之上的百尺高墙，竟然也是一群民夫硬是靠着手中的石夯一锤一锤筑起来的！
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老牛湾作为黄河流向中原大地九曲十八弯的第一道大弯，从她诞生那日起，就成了孕育黄河文明的一个摇篮，成了大自然鬼斧神工和人类创造力完美结合的一个见证。
鬼斧神工的便是这道美丽的大弯。站在河畔的石崖上，总是有无端的感慨油然而生，一个问题总是不经意间从心底冒出，这条陡崖峭壁的大峡谷和这汤汤之水究竟谁先谁后？是一河汤汤大水冲开了一道峡谷，还是一道峡谷裂开后才让这汤汤之水有了归海的去路？如果说先有这汤汤大水，那么这柔弱的水如何能冲刷出百尺石崖的大峡谷来？如果说先有这峡谷，那么这汤汤大水又如何翻过重重阻力一下子扑入这百尺峡谷之内？
最早走入这片土地的先人们面对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有着无限的遐想，他们看到大河之内的汤汤之水顺着石崖在峡谷内盘旋，最初是由西向东流淌，突然间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向西流去，然后又掉头重新向东而来，两岸的巨石被生生地劈为犬齿相错的石崖，远远看去就像太极八卦图中的两极。太极八卦原本是道家的图腾，在道家的典籍里记载着龙马出河现图的故事，而在大河流向中原大地的拐点之处一个太极八卦的图案却分外逼真地呈现在天地之间，于是这里的先人们便认定这天地之间必定是先有了这汤汤之水，后才有了这蜿蜒曲折的大峡谷，而这峡谷便是由太上老君赶着青牛拉着犁铧犁出来的。
这绝对是一个气度不凡的传说。天地混沌之时，洪水漫漫，上天便派遣太上老君驱青牛下凡犁河，青牛拉着犁铧一路由西向东犁出长长的河道，引导洪水归海。犁到老牛湾的地界时，天色昏暗，一道灯光突然从东边的天宇间射来，青牛一惊，便拉着犁铧掉头向西狂奔，慌乱间嘴和鼻子撞到了对面的石崖上，青牛旋即再次掉头向东而来。受惊的青牛在漠漠苍穹之中不经意间犁出一个代表道家最基础的宇宙观来，冥冥之中仿佛是上苍专门为道家天造地设一个大大的精神符号。
老牛湾关于青牛犁河的传说或多或少有点附会道家的主张，而这个鬼斧神工的大弯却昭昭然于天地之间，仿佛是大自然在不经意中在大河南北的分界线上留下的一个诡异的烙印。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走势时不难发现，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称为中国的中原农业帝国无时不为北方的游牧部落所侵扰。商周时期的猃狁，秦汉时期的匈奴，两晋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南北宋时的契丹，明代的鞑靼瓦剌。而且这种侵扰发展到一定时期，便是取而代之。自唐宋以来中原的农业帝国基本上是间隔着由中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替统治，魏晋以后中原帝国是鲜卑人的天下，唐宋以后是蒙古人的天下，明代以后是满人的天下。这种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博弈，便从黄河中上游的南北区域开始。老牛湾是黄河上游流向中原大地的拐点，被当地人称为“乾坤湾”的太极八卦图的南北两极，西北部分正好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余脉，东南部分为通向中原大地的关隘。在黄河一衣带水的南北两极就像太极八卦图中的阴阳二极，按照古人对山势阴阳的划分，山北为阴，山南为阳，这样北端的山崖则为阴极，南端的山崖则为阳极，两极正好背负着游牧和农耕两个文明。按照道家的理论，太极八卦中的两极从无极到太极，一直处于相依相斥物极必反的的状态，而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亘古千年的较量不也正是在相依相斥相互融合相互征伐的状态之下演绎的吗？
道法自然，自然而然。老牛湾的大河之道，“道”亦有道，两个文明按照各自的“道”在大河两岸碰撞交融，繁衍生存，生生不息。如果单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看待古代的中国，其实在大河上下居住的民族不外乎是游牧和农耕两大民族。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尽相同，致使他们生产生活的方式也有着极大的差异。而这种自然环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方干旱少雨，南部雨水充沛。干旱少雨的地区植被稀少，土地极易沙化，对于古代靠天吃饭的原始自然生产条件来说，干旱地区农作物种植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养畜游牧成了北方民族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而恰恰相反的是，南部地区雨水充沛，即使山川纵横，土地没有北方草原广袤，但其植被丰盛，风调雨顺，极易农作物生长，因此一直是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耕民族的天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南北水土的差异，造就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个不同的文明群体。农耕民族以土地自养，过着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而游牧民族一直以“马背”为摇篮，逐草游牧，漂泊不定，居无定所。两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就像道家太极八卦图中的阴阳两极，在游牧和农耕两个“道”上结伴前行。他们一个与狼为邻，与马为伴，养成了自由奔放乐观豁达的天性；一个幽幽南山，采菊东篱，养成了内敛封闭悠然自得的性格。地域的差异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让他们一个贫穷，一个富庶；一个丰衣足食自给自足，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文明的交流因此成为必然。农耕民族手拄锄头懦弱儒雅；游牧民族弯弓射雕纵马驰骋，所以文明的交流方式总是在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之下进行。和平的方式是开市、纳贡、封赏；非和平的方式是侵扰、攻伐、占领。
两千多年来，两个民族的文明在老牛湾的黄河拐点附近碰撞交融耳鬓厮磨。从赵武灵王胡服射骑，到王昭君塞外和亲；从拓跋氏迁都洛阳，到寇准澶渊盟约；从朱佑樘隆庆议和，到吴三桂引清入关。游牧民族的铁骑温柔地踩踏着中原大地的禾苗，化干戈为玉帛成了两个民族文明交流的主要方式。赵武灵王脱下长袍，换上短衣，扔掉锄头，拿起长弓，用游牧民族的强悍，铸就了燕赵大地的盾牌，让一个农耕民族称霸一方；王昭君不再感到塞外的凄凉，她用儿女情长的青丝，连接了大汉和匈奴几代人的和平；拓跋氏更为狡猾，手拿锤凿从大同的云冈一路开凿到洛阳的龙门，用佛家的禅宗联通了两个民族隔阂的心灵；澶渊退辽的寇准，化干戈为玉帛，让黄河两岸的农人们偏隅一方；朱佑樘开边互市，让一个叫三娘子的蒙古女人流芳百世；只有最后一位引清入关的汉人吴三桂与南北朝时期的汉人“儿皇帝”石敬瑭在文明的交流中将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做了赔本买卖，被永远钉在农耕民族道德的耻辱架上。
物极必反泰极否来，由黄河缠绕并肩牵手的两个民族，宛如太极八卦图中的阴阳两极，在融合中又不断排斥，蒙恬征伐匈奴的四十万大军，卫青霍去病越过阴山的快骑，杨家将金沙滩的挽歌，岳飞满江红的怒发冲冠，文天祥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哀声……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两个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一道高墙从此与大河蜿蜒并行。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黄河流入中原拐点之上的老牛湾，与黄河握手的那道高墙在一代代民夫的夯歌声中为两个民族极端的交流方式划出了一道血与火的灿烂弧线。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当我第一次站在老牛湾的古堡之上，极目四望由天际而来的滔滔大河和在苍莽的山梁上游走的边墙，我一直在想，如果老牛湾这个极具道学意义的地貌真有阴阳交替的话，那么除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亘古千年的苍宇下博弈外，这条河和山梁上的边墙是不是也各有阴阳的一面呢？
阴者自然是这条河了。一条大河阴柔而富有母性，游牧民族饮马大河，甩鞭牧羊，血色残阳间，羊欢马嘶；农耕民族逐水而居，放歌田园，桃红柳绿处，鸡犬相闻。两个民族同依一条大河繁衍生息，大河以母性的情怀延续了两岸生生不息的血脉。
那么这道边墙呢？在老牛湾的拐点处自秦汉以来，一道高高的墙就出没在大河的上下，像一条游走的巨龙时隐时现在河岸的山岭丛中。秦始皇走马修边墙，秦长城在老牛湾北部三十公里的地方；魏晋南北朝修长城，长城已经回归到老牛湾的南面；辽金时期关城林立，著名的杨家将戍边守关，关城的大致方位在雁门、宁武、偏头三个关隘之处；最让人触手可及的是明代边墙，在老牛湾的河岸上与黄河直接交汇。边墙像一道挺拔的脊梁从柔弱的大河里升起，泾渭分明地让两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了各自的担当。
站在老牛湾的古堡上环顾四周山脉，这里简直就是古代长城的“百老汇”。黄河边墙自北向南从老牛湾出发，一路随着河岸逶迤而行；称为万里长城的“次边”横跨老牛湾，残破的烽堠昂首仰望东去的群山；拱卫京畿的三边、四边以及内长城都依托老牛湾天险一字排开，有如一道道迷宫中的门槛，愈发让纵横交错的群山迷雾重重。在六百年前大明王朝的版图上，老牛湾和它所在的偏头关成了九边重镇最为重要的边关要塞之一，而错综复杂的边墙永远像一位血性的汉子让两个民族最坚韧的毅力从他隆起的脊梁上迸发出来。
如果说边墙的阳刚之气，首先要说那些手拿石夯吭哧吭哧分外卖力修筑边墙的人，而在史书的记载中我们能找到他们坚挺的背影的却是一个叫王玺的总兵。
王玺原本是太原左卫的将领。他亲自督促修筑了从老营丫角墩到黄河老牛湾全长一百二十里的边墙，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万里长城最为壮观的山西段长城。从老牛湾开始，沿着黄河东岸又修筑了一百二十里的黄河边墙。可以说王玺在任山西镇总兵期间修筑的边墙，基本奠定了明代外长城在山西的大致形态，从军事建筑的角度彻底加强了大明王朝北方军事防御的能力。
修筑全长二百多里的边墙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按照明代卫所的编制，整个镇西卫全部士卒也就有五千六百余人，这么浩繁庞大的工程，除了士卒是主要劳力外，征调民夫修筑边墙应该是最主要的力量。而且修筑边墙所用的材料，除了石灰、砖石以外，就连就地取材的泥土都必须在高温的锅里蒸上半天，灭杀了泥土里的微生物后，才可用来和生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作为夯土来修筑墙体的。据说这样做得原因是，墙体里没有微生物，边墙才不会产生碱土而被“碱剥”。完成这样繁琐浩大的工程，可以说在成化初年的长城沿线应该是户户出力家家冒烟，一道坚固的边墙硬是在万千边民紫燕衔泥般的劳作中一寸一寸延伸在黄河岸畔的山梁之上。
黄河与长城两个亘古千年的文化图腾在老牛湾交融，她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大的“人”，组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那道黄河岸畔的边墙虽然没能彻底阻挡蒙古人的铁骑，但以王玺为代表的万千先辈却用自己坚挺的脊梁和冲天迸发的阳刚之气为这个“人”字写下了大大的一撇。
在古堡的后面立着一块“公主千岁千千岁”的石碑。碑石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这仿佛才是一个老牛湾现实的版本。和硕四公主请求康熙皇帝解禁开边，让汉人到蒙古地开垦，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走西口”，河民感念和硕四公主的功德便在老牛湾立碑纪念，这种祥和的局面才与大河两岸天高地远的风光相匹配，反而战争的对峙仿佛成了一种传说，在喋喋不休地诉说人性的贪婪。
大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季的一个丽日，在紫禁城乾清宫的案头上多出一道来自北方蒙古的奏折。奏折由理藩院呈上，因奏折外面多了一个羊皮套，在众多奏折中便特别显眼。正值壮年的康熙皇帝也没来及看理藩院的票拟，便急切地拿起散发着淡淡羊膻味的奏折。奏折是鄂尔多斯六位王爷与和硕四公主联合上奏的，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奏请朝廷开禁长城内外蒙古与中原接壤的“黄界地”和“黑界地”，允许汉民到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开荒种地。
“黄界地”和“黑界地”是从明朝时就存在的大片荒地，当年长城（边墙）南北两侧的土地由于两军常年对峙，形成了两条宽50里延绵千里的带状军事禁地。满清入关时对蒙古和中原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所以对长城沿线的军事管辖仍旧沿用明朝的制度，甚至人为地对当年自然形成的“黄界地”和“黑界地”实行军事封锁，规定任何人擅自闯入禁地沿边士卒皆可射杀。蒙古王爷的联名奏请涉及到了大清王朝的治国方略，是否对长城沿线的开禁不仅事关蒙古王爷的利益得失，而且对整个国家治理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当时大清王朝的实情是，随着战乱结束，全国土地不足和人口过剩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康熙后期，全国人口已经逼近3亿，而耕地却仅有9亿亩，人均土地仅3亩，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一人一岁约需4亩之食才不至于挨饿。对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北方地区来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明修长城，清修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真正大融合的时代应该就是从古堡内三座小庙飘起袅袅青烟的时候开始的。那座和硕四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的石碑，仿佛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阿里巴巴的咒语一般，为一段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石门。据清道光版《河曲县志》中《移驻县治碑记》记载：“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游牧民族一改过去的“穷兵黩武”的政策，认为民族交融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本，所以昔日长城内外的“黑界地”“黄界地”的禁锢终于被新的开边放禁修生养息政策所替代，边墙之下戍边屯田士卒的后人终于开始了踏踏实实的自由生活。于是历时三百年多年的走西口，便从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与下南洋、闯关东并驾齐驭的移民大潮。而和硕四公主便是康熙大帝远嫁蒙古和亲的女儿，皇帝的旨意多一半就是由这位公主建议的，而且边墙之下的“河民”在蒙古后套租地垦田多得益于这位和硕公主的关照，因而一块感恩的石碑便在两省之间的老牛湾悄然耸立。
在边墙与黄河牵手并行的地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千年的进程中，交融媾和已成为昭昭大道。边墙之道让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从中原大地一直响彻草原深处，大自然的造化和人类文化交融让历史的天空愈来愈呈现出灿烂夺目的色彩。
作者简介：岳占东，1973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寨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定点深入生活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2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文艺报》《黄河》《山西文学》《芒种》等报刊，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躁动岁月》《今夜谁陪你度过》、长篇小说《厚土在上》、长篇纪实《西口纪事》《黄河边墙》《鲁院时光》。曾获《文艺报》作品奖、全国校园文学作品奖，两次入围赵树理文学奖等。现为河曲县文联主席，兼任山西省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忻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走西口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专家推荐
编辑：王立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