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岗龙
提起蒙古国现代文学，我国文学界可能比较熟悉达·纳楚克道尔基、呈·达木丁苏伦、宾·仁钦、达·僧格、洛岱丹巴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集中译介到国内来的一些著名诗人和作家。这些蒙古作家和他们的《我的祖国》、《白发苍苍的母亲》、《我是蒙古人》等诗歌和《曙光》、《清澈的塔米尔河》等长篇小说为中国读者勾勒了早期蒙古国现代文学的风景。后来虽有僧·额尔德尼等作家的小说零星翻译到国内，但是国内读者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蒙古国文学特别是1992年蒙古国社会转型之后的文学发展状况是相当生疏的。这一方面缘于我国文学界译介蒙古国文学相对滞后的现实，另一方面主要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蒙古国社会思想变化直接引起各种文学思潮的涌现和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打破原来单一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格局，从而蒙古国文学进入一种摆脱单一模式、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导致了评论界和翻译界一时很难用一种标准概括和准确定位蒙古国文学的境况有关系。
蒙古国的文学研究者一般把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古国现代文学的滥觞时期（约1921-1936年），随着蒙古人民革命胜利，早期作家索·宝音尼木赫、达·纳楚克道尔基、呈·达木丁苏伦等创作了歌颂人民革命、赞美新生活等内容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第二阶段是蒙古国文学的一个特殊阶段（约1937-1948年），文学的主题被局限在战争题材，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成为创作的主要对象。第三阶段是蒙古国现代文学稳步发展和逐步成熟的阶段（约1949年到1987年）。第四阶段是蒙古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阶段（约1988年至今），随着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实主义独当一面的格局被打破，各种文学思潮的涌现和各种创作手法的出现使蒙古国文学呈现出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多样化的自由发展态势。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历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早期阶段到1992年社会转型，绝大多数蒙古作家都是在前苏联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俄苏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蒙古国作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而且蒙古国接受世界文学也主要依靠俄文译本来转译，这也就决定了蒙古国译介世界文学过程中经过前苏联意识形态的过滤。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东西方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快速被引进蒙古国文学界，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成为新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作家的旗帜，并且他们很快就融入到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文学潮流中。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蒙古国社会及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但是，文学和社会不同，虽然今天蒙古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全盘否定受制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历史，但是社会主义时期创作的很多文学经典今天仍然受到蒙古国广大读者的喜爱。譬如，进入新世纪以后的蒙古国文学排行榜中洛岱丹巴的《清澈的塔米尔河》依然排在最受欢迎的十部长篇小说之首。达·纳楚克道尔基的《我的祖国》、《三座山》等依然是蒙古国文学的最经典。这说明，这些作家的创作超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时代局限，创作出了不朽的作品。当然，蒙古国读者的阅读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僧·额尔德尼的心理小说和八宝·拉哈巴苏伦的诗歌、奥·达西巴拉巴尔的禅味诗歌等越来越受到蒙古读者的青睐，甚至青年诗人嘎拉桑苏和的后现代诗歌也拥有自己日益壮大的读者群。
蒙古民族被誉为是诗歌的民族，诗歌可以说是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几代蒙古诗人犹如耀眼的群星照亮了蒙古国诗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了蒙古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时代特征。达·纳楚克道尔基的《我的祖国》被誉为是蒙古诗歌的巅峰。但是，蒙古国早期诗歌创作在民歌和祝赞词等民间文学形式及赞美主题的创作上停滞了二三十年，而从雅沃胡朗开始，蒙古国诗歌才进入了真正的抒情诗歌的阶段，因此雅沃胡朗的抒情诗是蒙古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却诺姆的诗歌以其反抗当时意识形态和批判社会政治，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却诺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很多诗歌都是激情燃烧，一气呵成。而当今被誉为蒙古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八宝·拉哈巴苏伦则更注重诗歌的细雕精琢，其创作的每一首诗歌都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蒙古国诗歌在赞美、激情的同时，达·乌力扬海等诗人则追求内心的沉思与灵魂的观照，写出哲理与抒情完美结合的诗篇。英年早逝的蒙古国诗人奥·达西巴拉巴尔的诗歌更是把东方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情怀融入自己的诗歌中，创作出带有几分禅味的诗歌，深受读者爱戴。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蒙古国出现了一批青年诗人，他们通过每年一度的“水晶杯”诗歌比赛登上文坛，并很快成长起来。罗·乌力吉特古斯、朝·胡兰、意晴好日劳、高·蒙和策策格、嘎拉桑苏和等青年诗人因为创作手法的新颖和对诗歌的独特理解，找到并形成了各自显明的个性和风格，展示了当今蒙古国诗坛青年诗人的群像风景。
蒙古国的小说创作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版了几百部长篇小说，这个比例在人口不到三百万的蒙古国来说是相当高的，其中《清澈的塔米尔河》、《动荡的岁月》等已经成为百读不厌的经典。早期蒙古国长篇小说主要反映蒙古人民革命和历史题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而到了社会转型后，作家们更多地关注人性和社会乃至人类的普世性命题。同样，蒙古国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关注的视野越来越广泛，除了反映时代和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人性、生活、环境生态。僧·额尔德尼的小说因为解剖人的内心、窥探人类灵魂深处并富有抒情性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而近二三十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则从选题到表现手法上更加大胆探索，写出现代味十足的作品。而且小说创作的场景也从过去草原牧区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都市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表现和反映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蒙古人的所做所思，其中女作家额木槿和舒德尔策策格的小说深受当代读者喜爱。在创作方法上积极探索的同时，蒙古国青年作家们没有忘记现代性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阿尤尔札那的《萨满的传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当今的蒙古国文学，正处在一个思想意识自由开放，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多样化，新老作家交替承接稳步过渡，走向世界又探索民族性的时代。特别是“80后”“90后”的作家们在写作技巧和创作理念上更加大胆更加成熟，预示着蒙古国文学的美好未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文学被集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达·纳楚克道尔基、呈·达木丁苏伦、乔·齐米德、宾·仁钦、洛岱丹巴等蒙古诗人和小说家的代表作被翻译成中文，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青睐和喜爱。1956年中国京剧院在北京演出了根据达·纳楚克道尔基同名歌剧改编的京剧《三座山》，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观摩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成为中蒙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当时，翻译蒙古文学主要有根据蒙古文原著翻译和根据俄译本转译两种途径。根据蒙古文原著翻译的作品有歌剧《三座山》和诗集《我的祖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诗集》（1955）。内蒙古大学教授陈乃雄翻译了洛德依当巴（罗代丹巴）的小说《我们的学校》（1955）、达·塔尔瓦的小说《达米伦一家》（1956）、焦吉等著《红旗勋章》（1957）、达西登德布的小说《光明之路》（1961）、仁亲（宾·仁钦）的长篇小说《曙光》第三部《在战斗中成长的祖国》（1962）等多部蒙古文学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中蒙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根据俄文译本转译的蒙古文学作品有《蒙古短篇小说集》（丰子恺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和《太阳照耀着自由的蒙古》（于平、熊源平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等。20世纪80年代，洛岱丹巴的《清澈的塔米尔河》等一部分优秀蒙古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
最后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国内读者对蒙古国文学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蒙古国文学比较陌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译介有关系。除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译介蒙古国文学外，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界对蒙古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是比较滞后的，几十年来外国文学史尤其是东方文学史和百科全书等对蒙古国文学的介绍基本上局限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早期作家，而近三十年的蒙古国文学的发展，别说一般读者，就是专门研究国外文学的学者都是比较生疏的。系统介绍蒙古国现代文学的中文著作目前只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现代文学简史》（1958）、史习成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和陈岗龙主编的《经典解读达·纳楚克道尔基》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蒙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一部分翻译家集中翻译了蒙古国作家和诗人的一些优秀作品，蒙古国文学重新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陈岗龙翻译的《蒙古国诗选》、哈森翻译的《巴·拉哈巴苏伦诗选》《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和照日格图翻译的《蒙古国文学经典·小说卷》等反映了这方面的成绩。其实，蒙古国现当代文学中有不少优秀的、能够引起中国读者共鸣的好作品，这需要我们的翻译家去做更多的工作，把蒙古国文学高质量地翻译介绍给爱好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学的中国读者。
（本文原发表在《世界文学》2015年第5期，有修订。）
作者简介：陈岗龙（多兰），蒙古族，1970年生，内蒙古扎鲁特旗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古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组副组长。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翻译出版多部译著。2019年获得蒙古国作家协会“文学贡献奖”，在蒙古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来源：《世界文学》
编辑：杨冰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