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阵阵马蹄声开启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在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从容铺展,“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连接起“中国梦”与“世界梦”,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内涵。以此为节点,许多问题被放置在新的视野下去考量、阐释,中国文学也自然如此。由“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带来的种种深刻变化将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呈现,谋求超越的当代文学或许能从中得到激发并寻找到丰富的可能性。
2015年,在一场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上,与会者就“‘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这些讨论对于中国作家仍有很大的启发。
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需要调整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彰显了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也赋予中国文学巨大的选择和言说空间。在这一战略影响下,人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眼光将发生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重新认识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中国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如何认识自我的问题,‘我是谁’涉及朝哪个方向走下去的问题”,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依然是个大问题,“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都需要调整。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许多复杂问题,具体到文化层面,既要对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有充分认识,也需要对周边国家文化进行新的判断。我们的观察视角正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调整,这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此过程中这个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在文学中还缺乏反映和表现。因此他认为,“一带一路”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真问题,并敢于去探讨这些真问题。
作家祝勇认为,“一带一路”提醒人们用一种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在一个大坐标系里标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一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也可以说是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需要换一种眼光看待自身、建构文化、重塑文学。未来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中国文学都会遇到新的挑战,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写作都要在更广阔的视野和纵深里表达和呈现。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调整,评论人刘涛说,它标识着我们正重新确定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文学需要重新思考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海洋与陆地的关系。他说,当年先锋文学特别青睐西藏题材,此后一些网络作家也喜欢以西部为背景讲故事,但这些作品对西部的认知其实相对表面,文学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评论人李云雷说,“一带一路”引导大家重新面对历史和当下、自我与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回头审视传统记忆,另一方面要在世界视野中思考和书写。文学应该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体验表达出来,在作品里建构、预测属于中国的新的未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世界,如何理解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路途实际上是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评论家刘大先谈到,“一带一路”包含着重新树立中国主体性的问题,涉及重新认识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文化观察视角转移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对西部文学的刻板印象,如此才能建立起对未来的共同想象和期待。
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蕴涵着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许多作家、评论家在讨论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岳雯认为,“一带一路”为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内容来源,或许会出现许多写西部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与一个时代人们的兴趣点是有关系的。“一带一路”在日后可能会使中国和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更多能焕发活力的、新的、根本性的东西。文学应该从书写日常行为中洞察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挖掘表面之下的深层动因。
一直酝酿写一部相关题材小说的邱华栋翻阅了很多史料,他觉得,作家在面对历史材料时要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赋予历史丰富的细节。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及其小说《波德里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小说里对世界的想象令读者震惊却又充满趣味。他说,历史在这片地域上留下那么多材料和故事,留给作家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作家写“一带一路”题材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李少君谈到,作家可以把“一带一路”包括“两廊一桥”都纳入视野,变成写作对象。题材的改变会引起写作技术上的改变,比如写边疆、写西域就存在怎样写才好的问题。他觉得,作家应该以平等的、融入的态度去书写,才能写出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精神,写出真正美好的文学作品。
来自兰州的徐兆寿说,西部地区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尚未得到有效开掘,那里封存着中国文学古老的记忆和中国文化的血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之于中国有些类似中国之于世界文化的意义。“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支点,将撬起人们对西部文化、对中国文化新的思考路径——怎样激活中国文学,并由此打开新的空间。
作家、批评家要承担新的责任和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各国间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文化、文学的对话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像张定浩所说,“一带一路”建立的不单纯是地理上的联系,而是更内在、更深层的联系,它就像拍照时的取景框,范围不同所获得的风景自然不同。既身处其中又从外部审视,才能使文化交流获得新的意义。
王敏认为,文学的交流在这一战略下具有深远意义,怎样以温和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使得传播和交流“落地”是值得思考的。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知己知彼才能实现有效交流。她还以日本文化为例谈到,文化传播需要对受众进行研究细分,明确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这样彼此的对话才能更加务实、有效。
黄德海觉得,“一带一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志向,文学也该有这样的志向。他说,“人们一说起当代文学,就抱怨它既比不上古代,又比不上西方,实际真是这样吗?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对文学的看法,一种新的写作观念?”他觉得,批评家有责任推动建立新的、合理的、科学的文学观念,或许伴随着这一志向的实现,文学也能获得新的发展。
“在中国,作家不单纯作为文化个体存在,他身上总是负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等许多内容。”崔曼莉说,历史上许多作家是书法家、画家,也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关注并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似乎把人推到了越来越小的领域里,但作家和批评家还是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写出好的小说和批评文章,引导更多人去思考今天该如何看待、表达中国、世界与自我。
来源:中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