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后发达国家地区的科幻已成为科幻界的新关注点，中国和拉美就是个中典型。同属“第三世界”，两地的科幻诞生于相似的历史社会语境，却有着迥异的当代发展。引入拉美的视角，将会为中国科幻创作和研究带来新的启示，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科幻与世界未来的关系。与其沿用政治经济层面的“第三世界”来定义中国科幻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置，不如以“科幻”本身为参照系建立起更具主体性的“三个世界”体系。随着“一带一路”不断纵深推进，科幻有助于对于推动中拉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在“科幻三个世界”的格局下，重溯／重塑中国与拉美科幻的关系，或许会成为从另一条路径打破英美科幻的“垄断”、创造科幻新世界的契机。
关键词：科幻 拉美 第三世界 一带一路
2020年5月4日，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和巴西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联合创始人罗纳尔多·莱莫斯之间的直播对话，拉开了巴西里约创意大会的序幕。在被问及“对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自己是你的粉丝，有没有感到惊讶”时，刘慈欣表示并没有，笑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和巴西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科幻在两地的影响力没有（美国的）那么大”。[1]从通俗杂志到好莱坞大片，科幻早已成为美国流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高产量的影视和动漫作品输出到全世界，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对科幻的认知。而在中国，科幻进入流行文化的场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拉美地区，步伐则更加缓慢。溯源来看，科幻其实一直被视为西方工业文化的产物，公认的科幻经典多来自欧美作者；通行学界的科幻理论亦是如此。可以说，“科幻”的定义，基本是参照欧美科幻发展史写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的科幻作品，都被遮蔽在这条星光璀璨的时间线之下。
而近年来，以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为代表，来自非英文、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和作品被持续发掘，并通过译介，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接受母国以外读者的检视。这一现象，既反映了科幻这一文类蓬勃的生命力，也折射出英文科幻界自身的焦虑——后者从近几年享有“世界科幻最高奖”之誉的雨果奖频现争议就可见一斑。甚嚣尘上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不可否认，它对个体自我表达的鼓励，促生了对更广阔文化视野的渴求，原本处于“第三世界”的群体和文本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英美以外，在拥抱世界科幻上，不少欧洲国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敏锐。出版方面，意大利科幻作家弗朗西斯科•沃尔索主编的“未来小说”（Future Fiction）系列丛书，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印度、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国家的科幻作品。[2]学术方面，挪威奥斯陆大学的“CoFUTURES”研究项目，则以“全球未来主义”为主题，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幻研究者和相关从业者。[3]
无论从传播还是研究来看，“全球科幻”“世界科幻”已成为欧美科幻界的新关注点。以权威期刊《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为例，自1999年推出“全球科幻”特刊至今，已陆续出版了日本、英国、苏联、非洲、拉美、中国、意大利、印度、西班牙专辑，2019年更是单独以“刘慈欣”为讨论主题。在此之前，享有专辑待遇的作家，仅有菲利普•K.迪克和厄休拉•勒古恩（美国）、H•G•威尔斯和W.奥拉夫·斯塔普雷顿（英国）、儒勒•凡尔纳（法国），以及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波兰）。在原有的欧美体系之外，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被纳入科幻话语体系的迭代中，勾勒出科幻在全球开枝散叶的多重时间线。亚洲的中国、韩国、印度，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及、南非，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都是其中的典型。
“第三世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在我们的大众文化中，却泛滥着对“第三世界”的误用，例如将之等同于落后贫穷的国家，甚至民智未开的蛮荒地区等。在进一步论述前，有必要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进行厘清。需要注意的是，“三个世界”体系的划分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在西方和中国的诠释，也是有差异的。根据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第三世界既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4]“第三世界”一词最早用于国际政治中，是在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两边都不站队的中立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随着50年代冷战“解冻”，“第三世界”被赋予更多的经济属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西欧被称为“第一世界”；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被称为“第二世界”；而在此之外的欠发达地区，则被统称为“第三世界”，主要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国，“三个世界”的体系划分由毛泽东提出，后由邓小平发展完善。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三个世界”构思。同年，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例如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未开发国家是第三世界，包括日本以外的亚洲、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5]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中国必须加强同亚、非、拉地区的合作, 共同推进建设良好的国际环境。
西方世界和中国对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存在的微妙分歧，本身便体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权力角力。而无论是以政治立场还是经济水平为衡量标准，“第三世界”都包含了亚洲、非洲和拉美的绝大部分地区。随着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三个世界”的内部和边界都在不断变化之中，甚至还出现了“第四世界”的提法。今日，拉丁美洲依然是“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而就中国是否仍属于“第三世界”，民间和学界都持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保留在“第三世界”的席位，未必只是遵循“客观”的分类标准，也可以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政治经济策略。
而在文学上，是否也可沿用“三个世界”的划分？甚或，也可作为一种理论策略，让我们深入剖析不同地区民族文学之特性机理？早在80年代，美国批评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就在其经典论述《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6]尽管知识分子的自觉驱使詹姆逊反思并批判了殖民主义，但归根到底，他并没有跳脱出自己所批判对象的桎梏：始终将“第三世界”置于与“第一世界”的共生结构关系中来考量。到了《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2005）一书中，詹姆逊再度表达了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忧虑。在他看来，在第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第三世界却“崩溃瓦解”的全球化时代，重溯“乌托邦”概念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变形，显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作为“乌托邦”思想载体的科幻文学，则被詹姆逊寄予厚望。[7]这种焦虑，也呼应了科幻研究界不断召唤“全球科幻”“世界科幻”的内在冲动：当“大一统”式的叙事在“多元化”时代失去了合法性，英文科幻已无法自我迭代出足够把握时代全景的范式（paradigm），唯有主动“转移”到其他文化中去寻求替代式（alternative）的方案。
在中国，科幻在学界受到的关注度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从大众传媒、未来法、科技创新，到博弈论、商业价值、国家软实力，各种学科视角的介入，为我们思考“科幻”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提供了共时性的多元视角。然而，在如何处理“中国科幻”与“世界未来”的关系上，声音则略显单薄。其中一种思路，是从已有的中国科幻文本中，解读出世界未来的可能性。王瑶便以詹姆逊的“民族寓言”理论为框架，把科幻文本中的个人遭遇，阐释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拉扯的缩影。[8]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壮举，无论是出于职责所需、道德担当还是理想主义，往往传达了中国能够造福未来世界的理想和信心，或是“‘第三世界’红色主义精神”。另一种思路，则以“未来主义”为统摄，对中国科幻创作进行理论指导，代表人物是吴岩[9]和萧星寒[10]。这种思路淡化了民族国家的分野，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在肯定科幻对于世界未来的价值的前提下，提出中国科幻突破现有瓶颈的新思路：为未来而创作。笔者认为，在借鉴詹姆逊观点时，应当对其中的两种“主义”格外小心：其一是警惕其“简化主义”倾向，这诞生于八十年代的观点，对于当下日益多样化、个人化的科幻书写和表达，适用性需要再推敲；其二是警惕其潜在的“殖民主义”倾向，在使用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概念时，要避免将中国科幻完全置于英美科幻价值体系的“自我殖民”。而对于第二种思路的“未来主义”，则要避免无限放大其内涵和外延，以至沦为标语性质的口号。
而无论哪种思路，都体现了中国科幻主体意识的苏醒，这在学界以外的民间科幻爱好者中也得到了印证。2017年，第一届亚太科幻大会在北京举办，[11]不同于以往的官方主导性质，这是中国第一次由民间科幻企业举办的国际科幻大会。北京青年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幻“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的报道，对此评价如下：“亚太科幻大会最特别之处，是改变了一谈科幻就把目光投向美国至少是欧美，言必称星云奖、雨果奖的状况。在此之前，我们有谁听说过印度、菲律宾、埃及、韩国的科幻小说，又有谁了解曾经的科幻文学大国苏联在解体之后的创作状况，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哪些作家作品？亚太科幻大会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促成我们去了解科幻圈的‘第三世界’——中国的科幻创作，虽然有了刘慈欣和《三体》声名远播欧美，也未必就不属于这个‘第三世界’。”[12]显然，无论是本文作者，还是大会主办方，都意识到了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科幻发展相对于欧美的“后发”属性，以及以欧美科幻审美为行业标杆的“从属”心态，而举办亚太科幻大会，颇有“扬眉吐气”之感：来自十四个国家的科幻名家齐聚一堂，共商如何凸显自身文化特色，摆脱西方标准，以期建立亚洲科幻自身的价值体系。
相对于“第三世界科幻”，这篇报道的标题中使用的“科幻第三世界”颇值得玩味。粗略观之，它与“第三世界科幻”相仿，只是颠倒了词语的顺序。但斟酌比对，却能咀嚼出截然不同的主体意识。如果不假批判地沿用冷战以来的“三个世界”体系，仅根据作品“原产地”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的位置来分类，那么前者“第三世界科幻”的理论意义并不大——也许，仅仅是再次强调了“经济决定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水平与其科幻创作水平成正比。而纵观世界各国科幻的发展轨迹，事实是否如此呢？“第一世界”国家的科幻小说，真的就比“第三世界”的作品更加出色、“发达”吗？衡量和评判的标准又由谁制定？相比之下，“科幻第三世界”也许可以为我们开辟新的探索空间，将科幻前置，体现的是一种文学本位的意识。对于“科幻三个世界”的划分，笔者将在本文第三节中做具体陈述。
不仅仅在中国，愈来愈多研究“第三世界”科幻的学者都主张把科幻视为一种 “世界文学”：不是詹姆逊那种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式的“第三世界”文学，其终极指向是纳入“第一世界”的体系，而是歌德构想的作为翻译、接受、流传、经典化这一系列交流活动本身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更是与身俱来就具有多重起源属性的世界文学。以拉美科幻为例，早年英文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其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衍生，[13]例如詹姆斯·冈恩就在《时光永驻：非英语国家科幻小说》一书中提出，拉美对科幻小说的主要贡献在其“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14]这种观点并不为当下的拉美科幻研究者（大部分具有拉美血统）所接受。[15]《拉美科幻的起源》（The Emergence of Lat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一书的作者拉切尔·海伍德·费雷拉（Rachel Haywood Ferreira）就认为，拉美科幻自诞生起，就植根于本土幻想文学的传统，而并非是在北美科幻传统的基础上，添加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拉美翻版。[16]
对于科幻究竟是什么，英国学者安迪·索耶（Andy Sawyer）曾提出过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在早期文本中寻找出特定的“起源”加以概括描述，而索耶则建议换个角度，去思考“是否所有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这样的想法做出反应，即，变化是由实际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确实能改变世界的猜测所推动的。”[17]反观中国和拉美，科幻在两地皆诞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深刻地参与了两地的现代化进程。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曾将科幻视为开启民智、进行科学教育的手段，而在相似的殖民危机之下，科幻也履行着谋划未来、针砭时弊的职责。与中国科幻起起落落的百年发展历程相似，科幻在拉美也常为政治时局所左右，在高潮与低谷间发展出了独特的生态。18世纪开始，原型科幻作品在拉美出现，而在19世纪的拉美现代主义文学中，也能觅得一些科幻的踪影。到了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幻想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盛行，科幻小说迎来了在这片南方大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古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然而进入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出版业保守之风大行。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压迫下，本土科幻创作在夹缝中艰难图存。差不多又过了十年，整个拉美社会时局逐渐缓和，科幻小说才在198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以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各国都出现了固定的科幻小说作者群和粉丝，题材也日渐多元化。进入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不仅为科幻作者提供了更多元的发表平台，也将拉美科幻迷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而全球化的今日，科幻也在南半球追赶着流行文化的步伐。[18]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的“科普型”科幻，还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科幻，都并不仅仅是贡献了一种文类多样性，或展示了这一文类从“起源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被“本土化”的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共同参与”了这一文类的构建，汇入了科幻作为一个世界性文类的发展历程。
而若熟悉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拉美科幻这条充满坎坷的发展之路，与中国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在某些时间节点上几乎重合。这是巧合吗？《拉美科幻作者完全名录指南》（Lat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An A-to-Z Guide）一书的编辑，学者达雷尔·b·洛克哈特（Darrell B. Lockhart）曾指出，在拉美，科幻小说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的手段，在其中对社会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进行创造性的模仿和讽刺。[19]也许，正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所共有的殖民创伤经历，以及共享的救亡图存现代化之梦，才催生了科幻的出现，并在这些地方渡过了相似的“童年”。
而时至今日，曾经同样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各自的发展之路上已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尽管科幻作家们对这一类型的共同兴趣依旧，但“第三世界”成型伊始那种统一的、反霸权的集体话语已不复存在。而当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想象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是否就可以跳脱出权力关系的从属呢？随着自身和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变，这种想象又会作出怎样的回应？在接下来的第二节中，笔者将以70年代至今中国科幻作品中出现的拉丁美洲形象的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对于中国和拉美主流文学的比较研究，已经有相当丰赡的成果。而科幻文学领域，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拉美地区的文学交流并不平衡，截至2020年，中国作品翻译至西语作品数量只有148部，而拉美作品翻译成汉语的作品数量达到1015部。[20]中国对拉美文学的接收，正是始于“第三世界”运动的鼎盛时期。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作为“亚非拉”阵营中的一员，中国开始大规模翻译拉美文学作品，以服务国家政治需求。巴勃罗·聂鲁达、若热·亚马多、尼古拉斯·纪廉等都被当作“革命作家”被译介，文学成为了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开放和思想解禁，拉美文学随着外国文学大潮再次涌入国人视野，以其迥异于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气质，受到追捧和讨论。“去政治化”和“去革命化”是这一时期不言自明的共识，国人熟悉的那些拉美作家，纷纷被褪去“革命”的外衣，从宏大叙事中剥离，成为微观化、个人化表达的模仿对象，直接启发了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格非等都曾直言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作者的影响。进入90年代，主流文学热潮减退，流行文化蓬勃发展，图书引进的版权操作也日趋规范化。在众声喧哗的文化市场中，没有任何一个语种的文学能带来现象级的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也不例外。不过，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成为了独树一帜的风景，与村上春树、伊塔洛·卡尔维诺一齐，常年霸占文艺畅销书榜单，成为教科书级的“小资”“文青”必读书目。
在建国以来引进的上千部拉美文学作品中，科幻小说几乎处于缺席状态。这不仅是中国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科幻在拉美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提及拉美科幻小说，中国读者的第一反应很可能依然是博尔赫斯——那些讨论时间、梦境、无限、混沌等母题的作品，确实与科幻的时空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若论真正意义上的拉美科幻小说，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当属阿根廷作家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尽管目前的两个版本都并未将其放在“科幻小说”名下。[21]近几年来，也陆续引进了诸如哥伦比亚作家V. M. 拉博卢的《大力神星球，或曰红色星球》、古巴作家何塞·米格尔·桑切斯·戈麦斯的《星际追踪》等作品，但反响皆微乎其微。除此以外，詹姆斯•冈恩的《科幻之路》（2009）、范德米尔夫妇主编的《100：科幻之书》（2018年）等引进的选集中，也对拉美科幻有一定篇目的介绍和展示，《科幻世界》杂志亦有零星的篇目译介。总体而言，拉美科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存在，与英美科幻的主导地位自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同为“小语种”的俄语、德语、法语科幻相比，中国读者的熟悉程度都弗如远甚。[22]而得益于引进的大量拉美文学作品，科幻作家对拉美并不陌生。也许同属“第三世界”阵营的“革命友谊”更在潜移默化中拉近了其与拉美的心理距离，尽管两地的科幻创作几乎并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并不影响中国的科幻作者在笔下想象这片大陆的历史与未来。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拉美形象在中国科幻创作中频频出现。
集中体现“第三世界主义”情怀的，当属刘兴诗发表于70年代末期的中篇小说《美洲来的哥伦布》（1979）。[23]故事发生在英格兰北部的苔丝蒙娜湖畔，白人小孩威利在挖掘湖底泥炭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只造型奇特的独木舟。长大后的他成为了一名水手，在一次前往墨西哥的航行中，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独木舟模型。在墨西哥和英国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帮助下，威利确认了家乡湖底的独木舟来自美洲，而古印第安人很可能在五千年前就随着墨西哥湾流抵达了欧洲，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几千年。信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们无法接受印第安人“超越”哥伦布的事实，对威利百般恐吓与阻挠，甚至杀死了他的好友。悲愤之余，威利决心亲身驾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证明这一发现的实际可行性。经过海上的重重磨难，他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举。据刘兴诗表示，最初接触到小说中的独木舟归属地问题是1963年左右。在阅读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时，注意到该书提及八只出土于英格兰西北部某地泥炭层的独木舟，其“式样和大小,和现在在美洲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凭借地质学家的敏感性，刘兴诗对这些独木舟的来源产生了兴趣。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终于证实欧洲并没有印第安样式的独木舟，这也就意味着，莱伊尔著作中提及的这些独木舟，只可能来自美洲。在此基础上，他于1979年提笔创作这篇科幻小说，至此，距离最初发现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16年。[24]
刘兴诗对于“地理大发现”的质疑，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症候。1960-70年代，中国奉行“第三世界主义”，身处并团结“亚非拉”战线，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亦从自身所处的“第三世界”中推想世界的未来图景。《美洲来的哥伦布》一文，呼应了“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诉求。小说借主人公的墨西哥朋友之口，对“地理大发现”的殖民主义本质进行了控诉：“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毁灭了这里的高度文明，还自称是带来了文明的火炬的使者呢！”“至今还有一些种族主义者认为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这儿（美洲）是一片‘文化的荒漠’呢！”……诸如此类的鞭挞可谓掷地有声。而主人公威利，则代表了具有良知的西方人，在承认自己祖先犯下种族主义错误的同时，也承担起向世界宣告历史真相、为美洲人民正名的重任，不仅“用严格的科学证据来彻底粉碎种族主义者的诽谤”，更以实证精神亲自推演历史的可能性,让“美洲来的哥伦布”们重新书写历史。王德威在论述晚清科幻奇谭小说时曾说“与历史小说无可逆转的时间设计形成对比的是，科幻奇谭这一文类可把‘过去’（pastness）拯救回来，并以‘未来完成’（futureperfect）修辞抢先预见未来”。[25]在这篇小说中，美洲从“被发现者”变成了“发现者”，西方被剥去“发现者”的身份伪装后，“殖民者”的真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尽管美洲被西方殖民的“过去”作为事实未改变，但两者间的权力论述却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可谓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拯救”。
在反殖民的基调之外，《美洲来的哥伦布》也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有欢乐的吉他和仙人掌的国度”的墨西哥，阳光下的金字塔古城“弥漫着一种无限庄严、雄伟和神秘的气息”。将拉美描绘为神秘、充满异国情调（exotic）的土地，亦是中国科幻作者常见的笔法。周隆潇首发于1991年的短篇小说《南美密林遇险》就是个中典型。[26]小说讲述了几名受秘鲁共和国政府聘请的中国厨师在亚马孙河雨林探险的故事。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我”和同事小苏深入雨林腹地，一路见识到了许多“与我国常见的植物迥然不同”的奇花异木，几次险象环生，最终抵达了土著印第安阿人的部落，还遇到了阴错阳差成为“部落首领”的美国女人类学家帕蒂。帕蒂正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深入自己的研究：寻找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是古代中国殷商遗民后裔的证据。但可惜的是，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明确的收获。小说是典型的冒险文学框架，并对南美神奇的动植物和印第安部落的风土人情进行了科普，同时大胆推想了“殷人东渡美洲论”的可能。
自80年代起，中国的世界图景就已经从50-70年代以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为主体变为以西方世界为主体。[27]到了90年代，中国已日益对标西方的价值标准体系，此时看“第三世界”拉美的目光，已在不知不觉间将其“他者化”了。1991年对于中国科幻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奇谈》杂志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同年，科幻世界杂志社承办了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这个被WSF评为“WSF成立以来最隆重最成功的年会”，是中国科幻界第一次作为东道主，向世界敞开怀抱——当然，与会的外国科幻人，大多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南美密林遇险》突出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科幻“何去何从”的问题：故事尚带有《奇谈》时期浓郁的猎奇风格，同时，在对自然知识的科普上依然不遗余力，虽然核心的科幻点子有所欠缺，但整体而言，已经显现了科幻作为通俗文学的雏形。这正体现了中国科幻在90年代初期的“过渡期”样貌，尽管深受科幻“科普论”的影响，但也在主动探索类型文学的叙事可能。而另一方面，小说所体现的世界视野，也内化了90年代中国科幻对开放、包容、国际性的追求。不过，最值得玩味的，是美国知识分子研究“殷人东渡美洲论”的设定所透露出的“文化自信”，反观充满了原始风情的拉美印第安人，尽管很可能是中国人的后代，却已经是现代化的落伍者。
除了异国情调外，拉美最为国人熟知的当属足球文化。尤其是从1986年开始，阿根廷、巴西相继连续杀入决赛，拉美足球再度迎来了辉煌时期，也缔造了马拉多纳等民族英雄式的球星。作为世界体育三大赛事之一的世界杯，是体育精神与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往往被纳入国家实力和民族尊严的叙事。拉美足球给国人带来震撼鼓舞的同时，也触动着后者敏感焦虑的神经：中国足球的境况，似乎是某种历史和政治的当代隐喻。在90年代进入创作活跃期的刘慈欣和韩松，都曾以拉美为背景，回应过这一主题，两者不约而同将拉美和中国想象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区，而足球则是联结这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地球大炮》（2003）在开头就以足球为喻，形容未来南美的强大，称“南美突然崛起的两大强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取得了与他们在足球场上同样的地位”。[28]学者罗雅琳认为，刘慈欣的小说在全新的科学元素之下继承了大量中国50-70年代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经验。[29]在这篇小说里，阿根廷已成为科技强国，核武器发展迅速，并向南极大量移民。主角沈华北的阿根廷同事，物理学家贝加多博士在其子沈渊六岁生日时送了一件地球仪礼物，启发了沈渊在日后提出“南极庭院工程”，即一条贯穿整个地球的隧道。这一工程后来由中国和阿根廷共同完成，并以两国为南北两端，虽然一度臭名昭著，但最终成为人类通往月球的 “地球大炮”。在刘慈欣的笔下，未来的中国和阿根廷共同左右着世界格局，而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早已从昔日的“第三世界”，大步迈进到了未来的宇宙。
不过，贝加多博士本人则表达了对阿根廷作为足球强国这种“刻板印象”的不满：“中国人对我的国家的了解好像只限于足球，并把这种了解引申到国际政治上，阿根廷在你们的眼中也成了一个充满攻击性的国家。”如果说在《地球大炮》中，“足球政治”只是点睛之笔，那么在韩松和张丹的长篇小说《在未来世界的日子里》（1998）里，则是全文最重要的背景设定。该作品首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后来又以“南美风暴”为题进行缩写，收录在韩松的小说集《沙漠古船》（2002）中。虽然这部小说在韩松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它的姐妹篇——《火星照耀美国：2066年之西行漫记》却赫赫有名，后者同样也被缩写收录在了同一个选集中，对应的标题是“北美风暴”。两个故事互为镜像，共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未来世界设定：人类社会已离不开无孔不入的超级电脑“阿曼多”，围棋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体育项目，而足球则沦为边缘运动。《在未来世界的日子里》是一个“穿越”故事：1993年，在巴西圣保罗的参加足球训练的“中国希望之星”足球队队员唐龙意外来到了2060年。经历了恐怖袭击、闯入神秘部落、被挟持进入太空城等一系列冒险后，唐龙被中国和巴西政府合力解救。然而，为了完成守护未来的使命，他被迫离开心爱的姑娘，重返属于自己的时代。
小说所勾勒出的未来世界，亚洲和拉美都已崛起：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巴西、哥斯达黎等昔日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与《地球大炮》相似，中国也和拉美国家共同建设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工程——名为“雷公宝塔”的能源项目。虽然足球在全球范围日益式微，但中国却延续了足球的“血脉”，不仅淘汰过巴西队进入世界杯四强，还获得过三次奥运会冠军。这一设定，对照现实看来，既扬眉吐气，又颇具讽刺之意，可谓韩松一贯的“双面民族主义”手笔。虽然唐龙的绝大部分经历都发生在巴西，但这个遥远的拉美国家却并不令人感到陌生，也许是因为处处浸润着中国的影响：例如随处可见的健力宝广告牌等等。因此在韩松的笔下，巴西的过去（足球）是中国的未来；而巴西的未来（科技），也有中国的参与。两者的历史和未来似乎互为镜像，又互相入侵。虽然是“未来世界”，却更像是被哈哈镜映照后的现实，尽管扭曲变形、颠倒置换，却并没有彻底跳脱既有现实的框架。这种若即若离的“怪熟”之感，是典型的“韩松式”风格，通过营造现实与虚构间的张力，将读者带入充满不确定的叙事迷宫，触发其对于虚实的“犹疑”，催生反思空间。当然，除了对于“足球政治”耐人寻味的意识形态思考外，小说也延续了前辈作者对拉美的惯性“想象”，有异国情调的刻板印象，例如“南美民族的人们在午后炽热的阳光中唯一的爱好就是午睡。”[30]；也有对其殖民创伤的控诉，典型例子是“四千英里的亚马逊河是一条沉默、野性而像血一样温暖的河流……目睹了各个时代开拓者和丛林部落的荣辱”。[31]这一描写，与在全球范围内激起热烈讨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一书所呈现的意象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韩松创作这部小说时，此书还未被译介到中国。[32]
科幻不仅推演未来，也重构过去。与未来世界的命运共同体相反，在近期一些以历史为推想对象的科幻叙事中，中国却取代欧美，成为了拉美的“殖民者”。典型例子有马伯庸的长篇小说《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2007）[33]和孤独麦客的网络小说《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2013-2020）。[34]与《美洲密林遇险》一样，《征服史》以学界尚无定论的“殷人东渡美洲论”为出发点，讲述了商朝末期攸国的国君攸侯喜，带领二十五万殷商遗民出海逃亡，意外到达美洲从而开创新文明的故事。显然，马伯庸对于这些来自殷商的征服者们的态度相当矛盾，这部散发着浓郁后现代气息的小说走得并不是“爽文”套路。不仅行文叙事完全无视殷商和玛雅时期的历史“语境”，频繁使用各种现代术语，且动辄就援引玛雅之后的历史事件对小说中的事件进行评价，极尽嘲讽、解构、戏仿、隐喻之能事，例如玛雅部落里的“一名公共关系专家建议把这种信息炸弹命名为“胖子”，结果引发了一起大规模呕吐事件，最后他们不得不把这种构想中的炸弹改名叫“小男孩”，很明显影射了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劣行。
因此，《征服史》全书充满了强烈的时空错乱感和“出戏感”，其一大效果，就是读者能明显感觉到作者作为叙事者，或者说这部“征服史”的撰写者的存在，从而意识到这段“历史”/“小说”的虚构性本质。很明显，这是马伯庸有意为之，其实在序言中，他就提醒读者不要对小说“信以为真”。[35]在英文中，“小说”和“虚构”都是同一个词——fiction。而马伯庸则说用小说本身来实践了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滥觞，即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而强调了其作为论述的“虚构性”。他将历史比作“薛定鄂的猫”，认为历史在时空中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惟有“当历史学家翻开典籍，开始打算研究的一瞬间，历史的真实状态才会最终凝结”。作为历史的小说和作为小说的历史,也许本质并没有不同。
尽管《征服史》虚构了殷商遗民“殖民”玛雅的历史，却传递了作者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思。相较马伯庸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则是典型的“爽文”逻辑。一艘来自21世纪的货轮上的五百名中国人乘客意外穿越到明朝末年的南美，在今乌拉圭一带立国，从头开始建立起农业和工业体系，并发展航海业，与西班牙、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霸，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小说推演了现代人回到17世纪的南美重新建立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历程，对列国大势、外交博弈有着精湛的洞见，然而，行文中还是不能免俗地出现了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性别歧视的倾向，并没有对殖民主义本身进行反思，而是将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发展道路。
书友根据《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制作的“东岸共和国版图变化”
（B站：BV1sx411B7VY）
类似的发生在南美的“穿越”题材网络文学，都拥有着相似的逻辑：主角与历史上的西方殖民者抗争，自身最终成为了另一种“征服者”。例如巡山小老鼠的《重生南美做国王》（2017-）中，雇佣兵李明远重生到了1868年的南美，带领华工推翻矿场主的压迫，建立了南美华人王国。[36]挥剑斩云梦的《阿兹特克的永生者》（2020-）中，一个后世的灵魂穿越来到阿兹特克帝国极盛时期的公元1469年，他要拯救印第安人毁灭的命运，抗击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带领阿兹特克文明征服美洲。[37]这种“在意淫中由自卫转向侵略的民族主义迷梦”[38]，刘慈欣早在1990年代创作的《西洋》中就已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从70年代立场鲜明的“第三世界主义”，到当代作品中的殖民主义迷思，中国科幻作者笔下的拉美，或者说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呈现出愈发复杂的样貌。刘兴诗等老一辈作者曾亲历红色年代，对于“第三世界”怀抱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而到了刘慈欣、韩松这一代作者那里，其作品已更向内聚焦于中国自身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诉求，尽管如此，他们的视野中依然包含了广阔的第三世界版图。除了上文讨论的《地球大炮》外，刘慈欣还在《三体：黑暗森林》（2008）中，以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为原型了塑造了面壁者雷迪亚兹，其铁腕作风令人胆寒，悲剧结局也让人扼腕。当然，并非每个时代的中国科幻作品都对拉美形成了某种统一的、共识性的想象。2000年以后，随着不同代际作者的涌入，对拉美的刻画也日益多样化。除了马伯庸和上文提及的网络作家外，典型例子还有宝树以玛雅天文学为背景的《天象祭司》（2019），索何夫讨论哥斯达黎加的古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之种》（2018）等等。也许如此多元的碎片侧写，才能共同拼凑出通过“科幻”的棱镜所观测到的，全球化时代的拉美最“魔幻”的面目。
冷战硝烟退去后的今天，“亚非拉”的称谓已变得颇为陌生，第三世界似乎正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去，这在新一代作者那里得到了印证。学者滕威曾这样评价中国对拉美文学的接受：“那些文学作品不仅唤起他们对被损害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他们将对本民族的自我想象投射其中。同样拥有古老的文明、富饶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但却同样遭受侵略与掠夺，于是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同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某种镜像关系。” [39]而在当代这些想象拉美的中国科幻小说中，我们仿佛看到这种镜像关系的“反射”：如果说中国通过拉美文学看到了自身的镜像，那么这些科幻作品又将自身投射到了对拉美的想象中。随着中国日益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那种红色年代的“同盟”情谊已日渐淡化，而曾经的战斗与反抗精神，似乎也消弭于无形。更多的时候，作者是将拉美进行“他者化”的表述，也许因为“我们已自觉地将中国的自我想象投射到西方的发达国家之上”？[40]而这，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呢？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调整，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习近平主席指出，拉美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更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截至2020年，“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已扩展到19个拉美国家，占34个拉美国家的56%。当中国与拉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纵深推进，加强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愈发具有战略意义。随着“三体”系列畅销欧美，作为近年来海外文化输出中最亮眼的名片，科幻是否也可开启中拉两地的文化交流新机遇呢？在本节中，笔者将从传播与研究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拉美四国，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出席了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陪同出席的有作家铁凝、莫言和麦家。这种出访形式，表现出中国政府推动中拉深层次文化与人文交流的决心。[41]三位作家的安排可谓颇具匠心，分别代表了官方、世界、读者三个维度：铁凝是中国作协主席，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麦家，则是拉美地区最畅销的中国作家，其长篇谍战小说《解密》是拉美地区现象级的中国文化传播案例。2014年，《解密》在阿根廷上市不到一个月就跃居文学类销售排行榜第一名，麦家本人也在访问墨西哥、阿根廷时受到了热烈追捧，不仅各大书店将该书摆放在显著位置，甚至公交车站也印满了作者和《解密》的宣传画。据学者楼宇表示，《解密》的畅销并非偶然，因为“没有哪种文学体裁能像侦探小说这般深深扎根于20世纪阿根廷叙事文学”。[42]
《解密》的成功，可谓当代中国文学在拉美的一次“逆袭”。前文中已提到，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有重要的影响，反之则不然。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波 “拉美文学热 ”，而在拉美地区，引进中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十分有限。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如今，中国当代文学在拉美地区已有一定发展，比如拉丁美洲的出版机构开始设立中国丛书，如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古巴南方出版社等；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作品。但整体而言，目前中国作品在拉美地区传播依然面临着挑战，其一是数量和质量方面，无法和德文译著相比；其二是影响力不足，限于单向传播，未形成广泛对话；其三是译者的培养不足。[43]
中拉两地都拥有历史悠久的幻想文学传统，与《解密》所代表的侦探小说相比，同为类型文学的科幻，也许更具有“出海”拉美的潜力。中国科幻小说在拉美的译介同样始于《三体》。2016年，《三体》西班牙语版出版，次年获得了有西语“雨果奖”之称的伊格诺特斯奖（Premio Ignotus）最佳国外长篇小说奖[44]，在西语世界引发了阅读热潮，受到拉美读者和主流媒体的关注。该系列（包括宝树所作的同人外传《三体X·观想之宙》）截止到2018年全部引进至拉美。其后，刘宇昆主编的两本英文中国科幻选集《看不见的星球》《碎星星》，陈楸帆的《荒潮》以及刘慈欣的小说集《流浪地球》、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也陆续登陆拉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拉美地区的书店基本处于歇业中，因此很难评估近期这些书籍的销售状况。但拉美文学界普遍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反馈。2018年，郝景芳、陈楸帆相继受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的邀请，前往智利、乌拉圭访问，开启了中拉科幻交流的新篇章。智利文学协会主席迭戈·穆尼奥斯·瓦伦苏埃拉（Diego Muñoz Valenzuela）对陈楸帆赠予的《看不见的星球》高度赞扬，并撰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他在书评中称“阅读它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debo declarar que su lectura me ha producido una honda conmoción），并用“多样性、挑战性、批判性、革新性、活力性、惊异性”（múltiple, desafiante, crítica, renovadora, dinámica, sorprendente）来形容这些作品，认为上个世纪的文学属于美国，这个世纪的文学则属于中国。[45]
纵观这些进入拉美市场的中国科幻作品，“出海”方式十分一致：英文版在先，继而有西班牙语版，这也是中国文学进入西班牙语市场的一种常态。[46]对于出版商而言，选择已接受英文市场检验的优秀作品，经英文转译到西文，要比直接从浩如烟海的中文作品中挑选适合西文市场的更稳妥，也更便捷高效。当然，这种操作也是一把“双刃剑”。通过英文转译，文本的还原度存疑，而英文读者的口味也未必完全适合西文读者。因此，打通中国科幻在拉美的流通途径，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加强西语译者与中国科幻学者、作者的合作，也需要官方层面支持更多中国科幻作者与拉美科幻界、文学界实地互动。
同样在2016年，《拉美科幻的起源》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进到中国，以“拉美科幻文学史”的书名出版。[47]尽管原书被视为拉美科幻研究的重磅之作，但中文书名的误导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在拉美研究和科幻研究领域激起水花。吴岩曾在《科幻文学论纲》的“落伍者作家簇”一章中呼吁，有关后发达国家科幻小说的发展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科幻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48]笔者相信，引入拉美科幻的研究视角，会给我们带来迥异于英美科幻的沉思与启示。科幻文学在全球不同区域的出现与繁荣是否有一个普遍的模式？相似的历史遭遇，会怎样左右科幻的发展走向？评价这些作品时，如何在普世标准和地域特色间寻得平衡？这些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东西方的学者。关注拉美科幻，能为我们反观中国科幻提供“镜像”视角，也会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民族性、全球性与地域性提供新的思路。
以笔者粗略的认知，有志于探索中拉科幻的学友，可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科幻小说在两地产生的共同机制；其二，科幻与两地本土文类，如志怪、幻想文学（la literatura fantástica）的关系，以及孵化出的独特样貌，如“科普型”科幻；其三，以科幻为透镜，中国和拉美如何相互想象。本文中已对中国科幻作品中的拉美想象进行了初步探讨，而拉美作者是否也在科幻中想象中国呢？众所周知，博尔赫斯痴迷于中国文化，在作品中也多有想象与指涉，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家。更多的作者与文本需要挖掘，若博尔赫斯之后再无作者“想象”中国，则更证明了中国文化在拉美接受的滞后与不足。最后，科幻在中拉两地的“城乡”属性。科幻在拉美被视为一种“都市文学”，从18世纪到当下，科幻创作最兴盛的地方都是大都会，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49]而在今日的墨西哥，科幻创作正悄然从“都市”扩展到“边境”：近几年颇有话题性的“美墨边境科幻”（borderline SF），将尖锐的触角延伸到了移民、劳工、身份认同等议题。而科幻在当代中国，走的似乎是相反的“城镇”包围“都市”路线，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作者群，很多并非栖身大都会者，但近几年来，科幻创作资源已愈发向全国几个重点城市集聚。
中国和拉美科幻的比较研究潜力巨大，也颇有难度。无论从上述哪一个问题入手，都需要深入挖掘两地的科幻原始文本。而横亘在眼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文本的“稀缺”。目前，从中文图书馆里找到一部早期拉美科幻小说文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反之亦然。此外，从中文翻译成西文的作品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同样数量极其有限，少到无法支撑起足够的样本库。由此引申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对于没有目的语言阅读能力的研究者来说，便只能借助英语作为中介语言，但这样一来，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文本范围就便会大大缩小。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显现在海外的中国科幻研究上。由于语言局限，许多研究者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已有翻译版本的作品，而这些经过人为选择，被编者、译者等价值观所过滤后的文本，很难还原出中国科幻的完整生态。[50]第三，尽管“拉美”常常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拉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制度差异可以被忽视，而对于没有拉美区域研究背景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在中国科幻与世界相互呼唤的今天，不假思索地沿用“第三世界”来定义中国科幻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置，显然有失妥当。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以“科幻”本身为参照系，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与传统地缘政治不一样的世界吗？受“科幻第三世界”这一提法的启发，笔者在此尝试以历史、传播、作品、作者、社群五个维度建立坐标系，划分科幻版“三个世界”，抛砖引玉，供学友们讨论批评。
显然，英国和美国是“科幻第一世界”的代表，加拿大和日本也可位列其中。加、日两国科幻发展脉络都相当清晰，在作家方面，加拿大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罗伯特·索耶等大师，前者更已获得国际主流文学界的认可，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德里克·昆士肯这样的实力新人；日本则有享誉世界的科幻大师小松左京和新星一，也有柞刈汤叶等后起之秀。而如果把动漫也算在内，日本科幻无疑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粉丝号召力。“科幻第三世界”则包括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如韩国、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南非、匈牙利等，这些国家在这几个“维度”上都有欠缺。以阿根廷为例，虽然文豪博尔赫斯、卡萨雷斯都曾在科幻文类的边缘游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大师”。最后，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属于“科幻第二世界”。比如曾诞生了“科幻之父”儒勒·凡尔纳的法国，目前最大问题是科幻创作者后继乏力。又比如俄罗斯，尽管在苏联时期曾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在当下，似乎也面临着和法国同样的问题。
而中国的位置又在哪里呢？《三体》获得雨果奖，畅销全球十几个国家；刘慈欣成为《科幻研究》第一位设专刊讨论的亚洲科幻作家；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幻的历史脉络也日渐清晰；新一代的科幻作者群中，也不乏才华横溢的新人；“科幻迷”成为一种时髦的亚文化身份……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科幻第一世界”了呢？在喧哗的表象之下，我们同样也能看见：晚清和建国后的十七年期间，不断有遗失的作品被挖掘；由于高质量译者的稀缺，中文科幻外译难度大、周期长；《三体》之后，似乎再无如甚影响力的巨著；新一代创作者不时有亮眼佳作，整体却还处于成长期；而互联网上的各个科幻迷群组，人员构成高度重合……如此看来，将中国归入“科幻第三世界”似乎也未尝不可。
笔者认为，科幻“三个世界”的划分，其意义并不在于“归类”，更不在于排列出“等级”，或规划出一条“进化”路线，而在于勾勒科幻作为一种“世界文学”的分布版图和发展动态，并为我们谋划未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观察视角。纵观古今中外，“第三”并不一定意味着次要和从属，也可以代表着进步与颠覆，例如发动法国大革命的“第三等级”，拥抱开放性与异质性的“第三空间”等。这些被冠以“第三”的事物，皆具有革新性的力量。而科幻的“第三世界”，也并非“劣于”科幻的“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它与后两者的关系，既非从属亦非对抗：科幻正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下，实践其自身独特的可能性，寻找另类的发展之路。也许唯有在科幻“三个世界”不断的对话与互动中，我们才能发现全新的世界秩序想象。
传统意义上的“三个世界”划分，本质上植根于政治学中的“边缘-中心”二元论，而“科幻三个世界”体系是对这种二元论的否定，旨在超越现有的地缘政治体系，驱散殖民主义的幽灵，诉诸科幻文类自身发展的评判标准。在未来，科幻会继续发展出各种在地生态，任何目前处于“科幻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有可能跨越至“科幻第二世界”乃至“科幻第一世界”，而在“科幻第一世界”的国家，也有可能滑入“科幻第二世界”。反观政治经济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此位置变化、态势更迭，也大有可能。
归根结底，科幻是作为“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在评估“科幻第三世界”作品时，应当平衡“普世”与“特殊”，也应当规避身份政治高于一切的论调，因为文学价值不应让位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科幻三个世界”这种划分的局限性。例如就“传播”这一维度而言，其实已默认了英文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垄断地位。只要英文的主导地位不被撼动，就很难在传播层面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也许，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在于未来，在于科幻赖以存在的根基——科技本身。而重溯/重塑中国与拉美科幻的关系，或许会成为从另一条路径打破英美科幻的“垄断”、创造科幻新世界的契机。
本文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8期，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孙新堂、李广益两位老师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范轶伦，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推想小说与科学文化”方向博士生。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前八光分文化品牌传播及公关总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亦有小说、随笔见于《科幻世界》、《银河边缘》、Locus等平台，合译有《乌托邦之概念》。研究方向为中国、拉美科幻，文化产业和创意写作。
文章来源：转自“四十二史”
文章编辑：杨冰慧
